的第二个分巡捕房。
在巡捕房设立之初，整个虹口租界算得上地广人稀，就连美国自己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租界生活，不过却被一直没能从满清政府获得租界的日本人当做了大本营，于是就有了嘉兴路捕房，不过这个时候的嘉兴路捕房还不属于虹口捕房所在的北区，而是属于从美租界分出来的东区。
与后世印象中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日本人还没有一战之后的嚣张，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除了一定量的情报工作外，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响彻整个东亚的日本妓欸女。
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注重礼节的民族，这一点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边大肆屠戮中国百姓，一边卑躬屈膝的请求有名望的中国人出来的维持局面，不过在受到决绝的时候又毫不犹疑的将他们卑躬屈膝的对象杀死，这在大多数的国人看来完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
这个时候的日本女人在礼仪方面比他们的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虽然不用出去工作，但却能够将家里整理的仅仅有条，当丈夫回家后甚至连换鞋、脱衣服这样举手之劳的小事都不需要丈夫动手，一如《小姨多鹤》中多鹤伺候男主人翁那般，而这一点正是一个出色的妓欸女最应该具备的。
日本女人大量出口到东亚和东南亚做妓欸女其实也是由日本当前的大环境决定了，当下的日本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打败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满清政府和庞大的沙俄政府，但依然改变不了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境况。
为了能够挣取大量外汇以发展民族工业，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出口国内的粮食和生丝，而获得粮食和生丝的唯一方法自然就是加大税收。
在日本明治政府繁重的农业税下，国内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破产的边缘，于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地主、财阀大量贷款来维持全家的生计，然而贷款之道并不是长久之计，所贷的款项依然有用完的一天，同时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又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日本农民的危险境况来源于国家繁重的赋税，唯一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只有减轻农民的赋税，让最底层的百姓有维持生计的财物。
明治政府现在唯一能够依靠只有本国的农业税，改变税法自然不是他们所愿意接受的，然而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日本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财阀怂恿破产农民将女儿有他们送到国外做妓欸女以还贷款的方法。
聪明的日本政客从这个实例中找到了新的挣外汇的方法，他们很快说服了内阁，让内阁以政府的名义与破产农民、债务主人签订新的协议，协议规定被送到国外的女人所争取的钱财一半以上要以税收的方式交给政府，然后再将税后的一大部分交给债务人，破产农民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钱财维持全家的生计。
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出国的女人，日本政府联合国内的财阀在东亚和东南亚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妓欸院，这些妓欸院既可以当做搜集情报的场所，也可以为他们带来大量的收入，据孙伟了解单单虹口一地就至少有七百的日本妓欸女。
日本妓欸女的温柔、坚韧能够接受客户所有别国妓欸女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她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这些回头客为当地带来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吸引了了更多人在虹口定居，可以说虹口有现在的发展，其最大的功臣就是当属居住在虹口的日本妓欸女。
就目前而言，虹口租界的华人侦探中只有李刚这一个华人乙级探长，同时他又是北区那些地下小势力的保护人，可以说整个北区的案件基本上由他来操控，就连他的洋人上司都要让他三分，估计也正是这样才养成了他儿子目中无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