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不丹研究中，“在国民幸福指数中，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主流西方概念。幸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是主观幸福感，也不只是关注个人的幸福。
不丹首都廷布。一直以来，为保护不丹国内的天然风貌，避免外来不良风气的污染，不丹政府对旅游业采取封闭政策。
对幸福的追求是集体行为，尽管个人能够对幸福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国民幸福指数从9个方面衡量国民幸福：心理健康、时间利用、集体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持续力、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教育和良好治理。
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