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思捷和沈雅安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四个崭露头角的总培生。
四个总培生，两男两女，入职前两个在英国留学，两个在美国留学，其中一个是哈佛硕士。四人英语口语都很好，并且做足了功课，确保边学道哈佛之行不出纰漏。
边学道本人对“总培生”项目很重视，他认为总培生们能跟集团的“问道学院”和“有道学堂”一起构成完美的人力资源储备，既打破内部派系圈子，又产生鲶鱼效应，给企业带来更多活力。
事实也确是如此。
“地位超然”的总培生让中层老员工们既羡慕又嫉妒，同时也感受到极大压力，因为如果他们原地踏步的话，这些总培生极有可能抢占原本属于他们的职位，压缩他们的上升空间。
而这些总培生空降而来，在集团里没有一点根基，完全靠“总办”赏识程度立足，压力同样不小，所以每个人都全力展现自己的能力，工作热情非常高。
武思捷和沈雅安到旧金山第二天，在下榻酒店里，边学道请一行人吃饭，包括总培生。
席上，当过大学教授的沈雅安有意考较考较四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问道：“你们来公司时间也不短了，你们怎么看待研发和营销支出比？”
10分钟后，四人全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两人认为研发重于营销，两人认为营销与研发并重。
点点头，不做任何评判，沈雅安接着提问：“你们都有留学经历，以你们看，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力强于欧洲和国内？”
呃……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里藏着绕不开的陷阱，这个问题对四人来说几乎等于送分题了。
哈佛毕业的女硕士抢先回答：“因为美国更包容失败。我读书时，多次听人说起过硅谷流行的一句话——‘快失败，早失败，常失败！’在美国，在硅谷，一个人失败了，破产了，通常不代表终结，而是代表重生，多数创业者会把失败视为前进路上排雷，把失败和破产看作创业路上的一场必经仪式，正是有这种不怕犯错、包容失败的观念和大环境，才有源源不断的成功创新。”
另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男生接过话头：“多数人只看到硅谷创业成功者的风光，没看到失败的95%。失败的95%中有多少人没有灰心丧气，没有一蹶不振，还能继续留在圈子里不被其他人看轻嘲笑，还能继续找到投资实践他的ide，这个留存率是硅谷最厉害的地方。反观欧洲和国内，因为文化和制度差异巨大，欧洲和国内的创业失败者遭受的惩罚更重，往往面对经济和精神双重打击，更别提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于从根儿上浇灭了创业者的创新积极性。”
男生说完，另一个女生开口说：“我认为除了制度，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影响更大。比如说，国人从古至今都喜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欧美侧重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点在名著里体现的非常明显。还有就是美国人的思维往往更加客观理性，而国人则喜欢感情用事，容易陷在里子、面子和小聪明里出不来。”
一番讨论过后，吃了几口东西，边学道忽然开口：“你们觉得美国人和欧洲人聪明在何处？”
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必须要回答。
还是哈佛女硕士先回答：“我觉得美国人的聪明在于用聪明的回报方式调动创新积极性。”
嗯……这个回答紧扣前一个问题，很是巧妙，更妙的是她只回答美国，给另外三人留了回答空间，避免自己太出风头被孤立。
接着，另一个男生回答：“我觉得英国的聪明在于用聪明的制度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利益。”
另一个女生回答：“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