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格谦、高开道、王德仁、杨公卿等亦是屡剿不平，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以永济渠为主的连接中原和幽燕的水陆交通安全。至于圣主和中枢最为关注的江南形势更是迟迟不见好转。
奉旨戡乱江南的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和右御卫将军鱼俱罗初始节节胜利，先是在丹阳郡（今南京一带）击败了贼帅刘元进，接着在毗陵郡（今无锡一带）击败了贼帅朱燮、管崇，然后卫府军呼啸南下，猛攻吴郡（今上海一带）、会稽郡（今杭州、绍兴一带），斩杀贼帅管崇，俘获数万贼众。贼帅刘元进、朱燮迫不得已，退守建安郡（今福建一带），但江南叛乱大潮并未因为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反而愈演愈烈，各地响应者蜂拥而至，据建安负隅顽抗。
卫府军久战疲惫，寒冬又到，不利攻伐，双方随即陷入僵持。与此同时，吐万绪、鱼俱罗却陷入了困境，江南鹰扬卫阳奉阴违，江南贵族官僚不作为甚至暗中通敌，而尤其棘手的是，部队军官经受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消极怠战，最后就连鱼俱罗都给收买了。无奈之下吐万绪、鱼俱罗联名上奏天子，详述各种不利原因，请求暂时停战，等到明春再度发动攻击。
圣主大怒，认为吐万绪、鱼俱罗这两位卫府老帅居心叵测，江南稳定与否关系直接关系到了圣主和改革派、国祚和中土的命运，值此关键时刻，两位老帅不是克服困难、乘胜攻击、痛打落水狗，为圣主和国祚分忧解难，而是寻找各种理由推诿不战，意欲何为？偏偏这个时候，江南贵族官僚纷纷上奏，指责吐万绪指挥不利，懦弱怯战，揭发鱼俱罗不但连打败仗，还索要财物，甚至纵容手下烧杀掳掠，祸害地方。
吐万绪、鱼俱罗都是虏姓贵族，都是代北武人，都是卫府的保守派，政治上他们都是江左贵族集团的“敌人”，所以他们到了江南得不到支持，屡遭掣肘，甚至被江南贵族联手打击。
圣主将计就计，当即下诏，斩杀鱼俱罗，罢免吐万绪，并征召吐万绪火速赴行宫述职。吐万绪忧愤不已，途中感染风寒，不幸病逝。
贼帅刘元进、朱燮乘机反攻，北上横扫会稽、吴郡，兵锋再指丹阳，再度威胁江都。
圣主旋即诏令江都留守府，紧急征募江淮五万青壮为兵，任命江都郡丞王世充为统帅，渡江南下，戡乱江南。
但是，为时已晚，江南自刘元进七月举兵造反以来，战火已经燃烧了大半年，不但重创了江南经济，也把江南人从“自我囚禁”中释放出来，长久以来被牢牢压制的重建正朔、雪耻复国等各种魔念随着战乱和杀戮而轰然爆发，叛乱者此起彼伏，叛乱大潮“汹涌澎湃”，这也正是吐万绪、鱼俱罗虽然在戡乱战场上战无不胜，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危机的原因所在。
大江南北乱了，江淮乱了，乃至江南乱了，都还局限在地方一隅，但如今京畿也乱了，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战火从东都和河洛迅速燃烧到西京和关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乱了，这问题就严重了。
这种不利局面下，就算圣主和中枢大员们火速返回东都主持大局，也无济于事了，因为戡乱需要军队，需要钱粮，需要高层团结一致，尤其需要圣主和中央的威权，但现在圣主和中央的威权随着两次东征失利、随着杨玄感兵变和国内叛乱大潮日益高涨而急骤下降，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迅速减弱，圣主和中枢的政令到了地方后亦得不到有力执行，于是高层权力斗争随之失控，财政收支平衡亦随之失控，而军队在前两者失控之后也迅速陷入危机，士气低迷、军心不振、战斗力锐减，国内形势随即陷入死局。
如何打破这个死局？首先就要重建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而最快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浩大武功，而建立浩大武功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外征伐、开疆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