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贵族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山东五大豪门为主的老贵族，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土最多的权力和财富，而那些新兴贵族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过去因为贵族等级低，甚至过去根本连贵族都不是的“暴发户”，却因为他们占据的权力和财富非常少，理所当然积极支持这一改革，于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土豪”们随即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动力所在，结果“世袭制”和“中正制”先后废除，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中土老贵族们，主要是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实力遭到严重打击，权势被严重遏制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动了我的奶酪，夺走了我的口粮，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当然要反击，于是老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一怒拔剑。
李百药的老家安平距离赵郡李氏的本堂很近，两百余里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开始，他们这支来自汉中房的李氏子孙，就与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孙，不但利益一致，命运更休戚相关。关键时刻，李氏本堂长者找到了李百药，向他透露了两个惊人讯息，李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做为儿子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子舍人、东宫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出京城，直接“发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弄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做，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种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弟子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超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