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宣传的那样先进。首先，TDD代表时分双工。自移动通信发明起，在移动通讯中都是采用频分双工（FDD）。TDD（时分双工）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是作为FDD（频分双工）的补充。其原因如下：
1）TDD频谱不能连续地分配给不同的网络运营商。在两个相邻运营商之间必须保留5MHz的隔离带宽以避免相互干扰。这5MHz带宽的隔离带基本上不能用作它用，从而导致整体频谱利用率下降；
2）TDD（时分双工）的上下行带宽不能灵活调整。如果需要调整，全网必须统一调整。因为，不同地区对带宽的需求在同一时间是不一样的，这就失去了灵活调整的意义。TDD系统不允许在相邻的小区内采用不同的上下行带宽。因为这将产生干扰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
3）为避免干扰，TDD（时分双工）系统上下行时隙需要精确对准，这就对系统的相位同步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从而导致系统的设计复杂成本提高；
4）中国的提案（SCDMA）包括8单元的智能天线技术。当时，智能天线技术并不成熟，设备结构复杂，也没有规模商用的先例。一般的移动通信基站只需要两台无线收发信机。而大唐的方案却需要8对无线收发信机；
5）3G通信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宽带通信，每个信道的带宽为5MHz。而大唐的方案是基于1.25MHz的带宽，与CDMA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带宽相同，与3G系统的设计目标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国的提案在国际电联不能得到支持的原因。
事实上，TD-SCDMA技术并不是大唐原创。它是源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华裔教授徐广涵的研究成果和一个华人初创公司（CWill）的无线本地环技术。采用TDD（时分双工）并不是因为TDD（时分双工）有任何优势，只是因为用了智能天线技术，必须在同一频率上进行行信道估算。
第三个教训是电信产业政策对国家电信工业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所以政策出台必须谨慎。
由于产业方向性错误而对电信行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例子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中就有先例。例如，日本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PH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灵通。PHS在日本国内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日本的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PHS（小灵通）。小灵通可以在日本国内成功。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却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日本在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上的决策导致了日本的电信制造行业只能在日本国内发展无法走出国门进入世界。直到现在，日本的电信制造业也没法在国际移动电信市场上竞争。
中国的TD-SCDMA与日本的PHS（小灵通）处境完全不懂。中国已经改革开放，电信市场上已经有了国际主流技术。GSM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普遍应用。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个人爱好选择移动通信技术和运行商。市场决定了TD-SCDMA在中国不可能成功。尽管政府下了很大的赌注并投入了巨额资金。消费者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去选择中国3G。除非中国重新关闭电信市场只允许TD-SCDMA一种技术在中国市场提供移动服务，迫使中国的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这是市场规律。要想开放市场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
同样的道理，美国的TDMA（D-AMPS）技术也没有最后取得成功。虽然TDMA在美国、拉美、南美和其他一些地区成功地商用了十几年，但最终还是在经济规模效益上败给了GSM和CDMA。高通公司的CDMA是除了GSM之外的第二个比较成功的移动通信技术。曾一度占有全球13%的移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