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岚的方言数字活化项目，在季度汇报前一周，接到了院办转发的学校“非传统科研项目评估工作小组”的调研通知。通知措辞严谨，要求项目组提供“详细的过程性材料、经费使用明细、所有产出成果清单及第三方影响力证明”。
陈涛立刻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这个临时成立的“非传统项目评估小组”，组长是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成员来自审计处、科研院和学科办，明显是针对那些难以用常规指标衡量的“软性”项目而来。他打电话给相熟的科研院同事，对方低声说：“有人把你们中心支持‘非学术性、非应用性社会活动’的事情插上去了，说这是滥用产教融合资源。校领导虽然没直接表态，但成立这个小组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压力直接传导到赵岚身上。她通宵整理材料，将学生访谈笔记、音频处理日志、社区活动反馈表、媒体报道链接等一一归档，但内心充满焦虑。这些“过程性材料”如何能被评估小组理解并认可？经费使用除了设备租赁和学生劳务补贴，大部分是交通和餐费补贴，看起来“产出效率”极低。
陈涛决定亲自陪同赵岚参加调研会。会议在行政楼一间严肃的会议室举行。评估小组的几位成员面无表情地翻看着厚厚的材料。
审计处的老师首先发问：“项目经费中，有大量用于‘社区老人误餐补贴’和‘学生市内交通费’，这些支出与‘科研’或‘教学’的直接关联性是什么？是否符合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赵岚解释，邀请社区老人参与录音和访谈，需要占用他们的时间，给予适当补贴是基本的尊重和劳务补偿；学生频繁往返于学校、档案馆和社区，是项目田野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学科办的老师接着问：“项目的核心‘成果’是什么？是发表了高水平论文，还是形成了可转化的知识产权？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活动记录’和‘情感反馈’，这在学校的学科评估和绩效考核体系中，价值如何体现？”
赵岚试图阐述“文化记忆保存与活化”的学术价值和“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但对方追问：“有没有量化的指标？比如，你们激活了多少分钟的方言音频？这个数据库的访问量是多少？能否带动相关研究或文化产业？”
气氛凝滞。陈涛清了清嗓子，开口：“各位老师，这个项目，或许可以看作是我们产教融合创新中心的一次‘边界探索’。传统的产教融合聚焦于理工科的技术转化和技能培训，但我们认为，‘融合’的广度可以更大。这个项目探索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社会服务式融合’和‘文化传承式育人’。它的成果，或许短期内无法用论文数量或专利金额衡量，但它培养的学生，获得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能力、跨代际沟通能力和数字人文素养；它服务的社区，强化了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它合作的档案馆，探索了公共文化资源活化的新路径。这些，是不是高等教育和高校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陈主任，道理我们都懂，”科研院的代表叹了口气，“但学校面临着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资源竞争的巨大压力。每一个项目、每一分钱，都需要在可量化、可比对的赛道上去竞争。你们这个项目，很美，很有情怀，但放在整个学校的考核大盘子里，它可能……是一个‘异类’，甚至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们中心‘不务正业’的口实。”
调研会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是要求项目组补充“更具体、可量化的中长期效益分析报告”。会后，赵岚脸色苍白：“陈主任，是不是我连累中心了？”
陈涛摇头：“不，是我们中心必然要经历的考验。他们在用旧尺子量新事物。我们要做的，不是退缩，而是想办法让这把新‘尺子’的一部分，被看见、被承认。那份‘中长期效益分析’，我们一起做。就算最后项目被叫停，这个过程本身，也要成为我们争取话语权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