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生效后的第一次项目推进会，就暴露了风格差异。设计院的代表拿着精心制作的ppt，从宏观规划讲到风貌细节，节奏舒缓；电商公司的代表则语速飞快，不断抛出关于用户画像、流量转化、供应链响应时间的问题；人类学教授更关注某个民俗环节复原的学术依据是否扎实，反复要求查阅原始文献。
陈宇作为技术方和牵头人，感觉自己像个不断切换频道的调解员。会议开了三个小时，只明确了初步分工和时间节点，更多具体问题悬而未决。散会后，技术团队的成员抱怨：“效率太低了！照这个速度，可行性研究什么时候能做完？”
陈宇压下烦躁：“效率低是因为我们在磨合。以前我们内部开会，大家思维模式接近，现在要理解并尊重不同专业的语言和逻辑。这是联合体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需要一个更高效的沟通机制，比如每周固定时间核心人员短会，只解决具体卡点；每月一次全体会议，同步进度。”
他意识到，签署协议只是“连接”的法律确认，真正的“共生”才刚刚开始。这需要极强的沟通能力、妥协精神和共同的目标感。
国家实验室评价试点引发的舆论争议，在科技部和高教司联合举办的一场高规格“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后，出现了转向。座谈会上，不仅邀请了支持改革的专家，也特意邀请了那篇批评文章的作者以及几位德高望重、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老院士。
会议没有回避矛盾。支持者展示了试点中王磊等案例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国际上重视科研实际影响的趋势。批评者则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独特价值和长期性，担忧功利导向的危害。辩论激烈，但都在理性框架内。
一位一直沉默的数学界老院士最后发言，他声音平缓：“我搞了一辈子纯粹数学，深知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多么重要。但我也不认为，鼓励解决实际问题，就一定会损害基础研究。关键在于，评价体系要能识别不同类型科研工作的价值，让‘顶天’和‘立地’的人都能安心工作，让愿意在中间搭桥的人有路可走。现在的体系，对‘搭桥’的人不太友好。试点探索分类评价，方向是对的，但设计要格外小心，不能变成新的‘一刀切’。比如，对基础研究的评价，周期要长，要宽容失败；对应用导向的评价，要更看重实质贡献和最终影响。两者之间，要有合理的换算或并轨机制，让人才可以流动。”
老院士的发言，超越了简单的“挺”或“反”，指向了更深层的制度设计。会后，科技部官员对外释放信息：将认真研究座谈会上各方的真知灼见，进一步优化试点方案，特别是强化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与长周期评价，同时细化应用贡献的认定标准，并探索两类评价的衔接办法。
虽然根本矛盾并未消失，但公共讨论的基调从“是否应该改革”，转向了“如何改革得更好”。王磊所在学院领导的态度也悄然变化，主动找他谈话，表示学院将研究如何将他的“交叉创新”经验，转化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支持措施，并考虑在学院内部设立小额的“学科交叉种子基金”。
高晋关注着这些变化。滨州的指引在执行中衍生出新的管理课题，华芯案在外部压力注入下出现转机，陈宇的联合体在摩擦中学习协作，学术争议在理性对话中趋向建设性。这四种不同的“破局”或“转机”，似乎都遵循着某种相似的逻辑：当矛盾或张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要么通过引入新的规则（如滨州指引）、要么借助外部力量的变化（如产业声援）、要么依靠内部沟通与结构调整（如联合体机制）、要么通过更高层面的理性对话与共识凝聚（如专家座谈会），来打破僵局，推动系统向一个新的、相对更稳定的平衡点移动。
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解决”问题，而是促使系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