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划中强化国家干预、追求更均衡发展取向的疑虑。这些文章往往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在知识界和商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高晋通过政策研究室的舆情系统，冷静地观察着这些动向。他知道，这是利益格局即将被触及前的本能反应，是旧有发展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最后徘徊。刘振海代表的是传统增长路径依赖，金融系统的“技术性质疑”背后是利益调整的阵痛，而舆论场的讨论则反映了部分精英阶层对变革方向的不安。这些阻力不会公开对抗中央决策，但会渗透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试图让计划“形至而实不至”。
他决定采取一种“聚焦关键、以点带面、廓清迷雾”的策略。
首先，他亲自约谈了刘振海。“刘主任，计划已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原则和新机制，必须不折不扣执行。”高晋开门见山，“我知道您有不同看法，但在执行层面，我需要您和基建协调办的全力支持。第一批重大项目评估已经启动，我希望评估结果是专业、客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关系到计划的公信力，也关系到您部门的信誉。”话语平和，但分量极重。他给了刘振海压力，也给了台阶——在专业框架内发挥作用。
其次，针对金融领域的“软阻力”，高晋推动“复兴办”金融组，会同央行、金稳委，迅速组织了几场闭门的“实施细则攻坚会”。他要求，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出清晰无误、可操作性极强的监管标准、债务分类化解方案和过渡期安排。“争议要在细则形成过程中充分暴露和解决，不能把模糊地带留给执行阶段。”他明确指示，“对于确实存在的短期困难，设计好缓冲工具；但对于改革的核心原则，寸步不让。”
最后，对于舆论场的讨论，高晋没有选择直接驳斥，而是指示“复兴办”宣传引导组，协同中央主要媒体和研究机构，启动一项大规模的“《龙门复兴》计划深度解读”工程。解读不回避争议，而是用扎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如河陇转型、县域教育试点）、清晰的国际比较，深入浅出地阐释计划背后的逻辑、迫切的必要性和系统的风险防控设计。“要用事实和逻辑，赢得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知识界和商界的理解。”他对宣传组负责人说，“同时，密切关注那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可以主动邀请他们参与相关调研和座谈，把讨论引导到建设性的轨道上来。”
就在高晋多线应对、全力推进之时，第一个实质性考验不期而至。
“复兴办”督查组接到报告：被列为“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振兴计划”首批重点支持对象之一的中部某县（正是之前写信反映高中困境的那个县），在推进公立高中改革与引入社会力量补充的试点方案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阻力并非来自民众或教师，而是来自县里部分老干部和本地一些与原教育系统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他们以“保持教育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尊重本地实际”为由，对改革方案中的教师聘任改革、后勤社会化运营等关键条款提出质疑，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市里、省里反映，试点工作陷入僵局。
这看似是一个基层的具体问题，却蕴含着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扩散风险。如果连这样一个国家高度关注、方案相对完善的试点都在基层卡壳，那么更大范围、更复杂的改革将如何推行？
高晋接到报告后，没有批示层层下发，也没有直接出面干预。他让“复兴办”副主任带领一个由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小型工作组，立即赴该县。工作组不带任何预设结论，只带去两个任务：一是召开多层面座谈会，把所有的疑虑、担忧、利益诉求摆在桌面上听清楚；二是依据国家计划和省里批复的试点原则，与县里一道，逐条分析现有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能的调整空间，寻找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