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按你的判断，他当时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马伯安看了张建一眼。
“检察官，这个问题不在我的鑑定范围內。我只能告诉你他处於一种被精神病理状態严重削弱的意识条件之下。至於这种条件下法律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
他略微停顿。
“那是您的专业。”
张建没有追问，转向审判席：“公诉方对马伯安的鑑定资质和鑑定意见的客观性不持异议。但本案的核心不是被告人有无精神疾病，而是这种疾病是否足以成为免除或大幅度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
检察官试图將一切拉入原有的轨道之中。
“精神疾病不是杀人的通行证。如果每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都可以据此减轻罪责，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话说出口，他下意识侧过头，瞥了一眼辩护席。
吴良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
“张检察官刚才问，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没有看张建，而是面朝审判席。
“这个问题，一百二十三年前就有人问过。”
他从案卷里抽出一张泛黄的复印页。纸张很薄，边角捲起，显然是从某本旧书上直接复印下来的。
“一八九七年在德意志帝国法院。一匹马，一个车夫，一桩命案。”
听审席上，白髮老人不自觉往前倾了倾身子。
“那匹马有个毛病。它每次走累，就用尾巴把韁绳绕到屁股后面，然后尥蹶子。车夫跟僱主报告了好几次。换匹马，行不行？僱主说不行。你不赶它，我就换你。”
“车夫只能继续赶。某天，马又犯了老毛病。韁绳被绕住。马失控。撞死一个路人。” 吴良把那张复印页放在陪审员席前的展示台上。
“检察官起诉车夫过失致人死亡。你怎么能不拉住马？你怎么能明知道这匹马有危险还驾它上路？法律对你的要求，你为什么没做到？”
“但是，法院判了无罪。”
法庭里发出低低的嗡鸣。
“这就是刑法史上著名的癖马案。它確立了一个原则，当法律不能期待一个人在特定处境下做出合法行为时，这个人就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张建站起来。
“审判长。癖马案在德国刑法中是作为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被討论的，我国刑法並无明確规定。辩护人引用的域外判例，既无法律约束力，也与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不兼容。”
吴良转过身，直视张建，声音忽然拔高，语调中的强势和压迫在此刻毕露无遗。
“那我国刑法第十六条呢？”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这后面站著的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
“法律，从来不能要求一个人做到他做不到的事。”
他快步走回辩护席，拿起那份精神鑑定书。
“马主任刚才说得清清楚楚。倪大勇在案发时处於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状態。他的辨认能力没有完全丧失。他知道自己捅的是丁虎。他知道刀能杀人。但是！”
鑑定书放下。
“他知道的是这些，那他不知道的是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对丁虎威胁的恐惧已经刻进了自己的神经系统，不知道长达十五年的精神凌迟会把他割碎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丁虎对他女儿的胁迫，会成为让他精神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
“辩护人！”张建开口，语调中的咬字几乎沉重。
“您刚才说的那些。包括被害人的威胁和被告人的精神创伤。这些我都承认。我在阅卷的时候，不止一次想过，换了是我，我能做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