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秋，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内，年轻学者王国维正小心翼翼地翻阅一部明版《大明会典》。窗外传来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与室内古籍的樟木香气形成奇异对照。这部万历十五年重修的本子，纸页已经脆黄，但朱批与墨迹依然清晰。王国维的手指停在一页上，那里记载着洪武年间制定的官员俸禄标准：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九品月俸五石。他抬起头，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中涌起一种跨越时空的感慨——三百年前制定的标准，三百年前印刷的书籍，三百年后的人仍在阅读、思考。
对面书桌坐着藏书楼主人、耶稣会士徐劢，这位法国神父能说流利的中文，此时正整理着利玛窦、汤若望等早期传教士的中文著作。见王国维出神，徐劢轻声问道：“王先生在想什么？”
王国维合上书册，缓缓道：“我在想，这部《会典》编纂时，利玛窦刚刚抵达澳门；这部书刊印时，张居正去世不久，一条鞭法正在推行；如今三百年过去，张居正的改革已成历史，利玛窦的墓还在北京，而这部书依然在这里。时间真是奇妙。”
徐劢点头，从书堆中找出一本《坤舆万国全图》的摹本：“利玛窦绘制此图时，想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之大。三百年后，世界真的来到了中国门口。”他指了指窗外，“那些轮船，那些洋楼，那些报纸，都是证明。”
两人的对话在安静的藏书楼内低回。王国维重新翻开《大明会典》，目光却穿过纸页，看到了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灭的全过程，看到了历史如何成为后来者的明镜，看到了千秋万代的人们如何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智慧。
历史之为明镜，首先在于它照见制度设计的得失。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以“惩元季宽纵”为指导，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制衡严密的制度体系。废除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监督百官；推行卫所制度寓兵于农；编制黄册、鱼鳞册控制人口土地。这套制度在明初确实起到了强化统治、恢复秩序的作用。
然而制度需要与时俱进。食货志》，看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从嘉靖年间在地方零星试点，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推广全国，这项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的改革，本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但在执行中，官吏任意加派“火耗”，反成百姓新累；而改革的核心精神——简化税制、减轻负担——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而逐渐消散。人亡政息，制度变革的艰难由此可见。
徐劢从传教士书信集中找出一段记录：“万历四十五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建观察到，一条鞭法实行后，农民须将粮食换成白银纳税，当银价上涨时，农民负担加重。而官员通过控制银钱兑换比例牟利。”这段旁观者的记录，印证了王国维从正史中读到的信息。制度的好坏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执行；不仅在于条文，更在于实际效果。
历史之为明镜，其次在于它照见人才选拔的成败。科举制度是明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套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王国维统计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代进士中，三代无功名者约占四成，这证明社会流动确实存在。
但科举制度的弊端同样明显。徐劢找到一部明末出版的《八股文集》，翻到序言部分：“夫八股之制，束缚思想，禁锢才华。士子穷年累月，研磨于此，于国计民生何益？”这段尖锐批评出自一位不愿署名的文人。科举考试内容僵化，士子“代圣贤立言”，不敢越雷池半步；录取名额有限，多数人皓首穷经而不得；而捐纳制度又使富人可用钱财买官，破坏了选拔的公平性。
更深刻的是人才任用问题。循吏传》，海瑞的事迹让他久久沉思。这位以刚直清廉著称的官员，嘉靖年间上《治安疏》险些被杀，万历年间任应天巡抚大力整顿，却遭权贵抵制，任职仅半年即被调离。“清官难容，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