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年开仓赈济；减免赋税，允许灾民迁徙就食；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这些措施执行较好。张可立读过《明实录》，记得宣德三年山东大旱，宣宗立即减免税粮三十万石，拨银五万两赈济，并严令地方官不得催科。
但明朝中后期，荒政逐渐废弛。常平仓粮食被挪用，仓廪空虚；减免赋税的政策执行不力，地方官为完成考成，往往照旧催征；赈济钱粮被层层克扣，到灾民手中所剩无几。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山东、河南大旱，“人相食”，而朝廷赈济迟缓，税监仍催科不止。天启、崇祯年间，陕西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朝廷虽下诏减免，但远水难解近渴，且减免力度有限。张可立在米脂亲眼看到，去年朝廷下诏免三成税，而实际征收时，官吏以“旧欠”为名，照额全收。
司法公正与否影响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司法不公之害，故立法甚严，《大明律》与《大诰》并行。明初司法相对清明，百姓有冤可申。但随时间推移，司法腐败日益严重。张可立在刑部观政时发现：胥吏、师爷操控诉讼，索贿受贿；豪强勾结官府，欺凌小民；“赎刑”制度使富人犯法可用钱抵罪，穷人只能受刑；厂卫特务机构滥用司法特权，制造冤狱。
更深刻的问题是，司法成为维护特权而非保障公正的工具。嘉靖年间，严嵩父子贪腐案发，因涉及高层，审理过程一波三折，最终从轻发落。而普通百姓的案件，往往草草了结。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却遭权贵攻讦，很快去职。司法不公使百姓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当李自成大军到来时，不少地方百姓“焚香迎贼”，正是长期积怨的爆发。
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决定安民实效。明朝的里甲制度原本是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首。里甲负责催征赋役、维持治安、调解纠纷。但明朝中后期，里甲制度逐渐瓦解。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逃亡，里甲组织残缺；里长、甲首往往由富户充任，他们与官吏勾结，欺压贫民；赋役繁重，里长难以完成征收任务，常被迫赔垫，导致无人愿当。
张可立在米脂看到，很多村庄十室五空，里甲名存实亡。在位的里长多是当地豪强，他们利用职权转嫁负担，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朝廷政令到县一级尚能传达，到乡村则往往变形。这种基层治理的失效，使得朝廷的安民政策难以真正落实到百姓身上。
民生保障的覆盖面体现治国温度。除了灾荒救济，日常的民生保障同样重要。明朝在这方面有若干制度设计：养济院收养孤老，惠民药局提供医疗，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骸，社学提供基础教育。这些措施在明初执行较好，洪武年间诏令“天下府州县立养济院”，永乐年间要求“州县设医学，训科一人”。
然而这些民生保障措施在明朝中后期大多名存实实亡。张可立查过米脂县的记录：养济院额定收养五十人，实际只有破屋数间，住着几个乞丐；惠民药局早已关闭，药材、医生俱无；社学虽有，但塾师薪俸微薄，难以维持。整个民生保障体系，在财政紧张时最先被削减。当百姓生病无医、老无所养、幼无所教时，他们对朝廷的认同感自然降低。
民众诉求的通道畅通与否关系社会情绪疏导。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关键在于是否有畅通的渠道让民众表达诉求、解决问题。明朝初期，朱元璋鼓励百姓赴京告状，甚至允许百姓绑缚贪官进京。洪武年间，确有百姓利用这些渠道申冤。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通道逐渐堵塞。
张可立记得老师曹于汴讲过：万历年间，各地发生多起因矿监税使横行引发的民变，百姓最初是向地方官府申诉，无果后才铤而走险。如果诉求通道畅通，很多矛盾本可在早期化解。朝廷对待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