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的台湾海峡，七月的风裹挟着咸湿的热气，吹得热兰遮城残破的荷兰旗无力地垂在旗杆上。这座被郑成功改名为安平古堡的城堡，如今是明郑政权在台湾的中心。郑经站在城堡最高的瞭望台上，望着北方那片看不见的大陆。他今年二十三岁，承袭父亲郑成功“延平郡王”的爵位已经两年，可肩膀上的担子，却比父亲在世时沉重百倍。
“王爷，陈永华大人求见。”侍卫在身后禀报。
郑经转过身，走下瞭望台。陈永华已经在议事厅等候，这位被父亲誉为“台湾卧龙”的谋士，此刻眉头紧锁，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复甫先生，何事如此焦急？”郑经在主位坐下。
陈永华将文书呈上：“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上月攻破金门、厦门。咱们在大陆最后的据点，丢了。”
郑经接过文书的手顿了顿。他展开文书，上面是留守厦门的部将写的最后一份战报，字迹潦草，多处被血迹洇染：“七月朔，施琅率水师三百艘攻厦。我军血战三日，弹尽粮绝。臣等愧对先王，唯有一死以报”
文书最后没有署名，只有几个歪斜的字：“大明永历十九年七月三日绝笔。”
郑经闭上眼睛。永历十九年——大陆已经用康熙三年了，只有他们还在用那个早已殉国的桂王的年号。这年号像一面残破的旗帜，在海外孤岛上孤独地飘扬。
“王爷，如今大陆沿海所有据点尽失，咱们咱们真的只剩台湾了。”陈永华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如锤，敲在郑经心上。
只剩台湾。这座父亲从荷兰人手中夺来的岛屿，这座三万六千平方里的土地，如今承载着最后的大明衣冠，最后的汉家文明。可它能承载多久？施琅的水师就在对岸虎视眈眈，清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复甫先生，”郑经睁开眼，“你说，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打台湾？”
陈永华沉吟片刻：“先王曾说，台湾虽孤悬海外，然土地肥沃，可养兵十万。更重要的，这里没有剃发易服之辱，没有满清铁蹄践踏。在此可存华夏衣冠，可续大明正统。”
“存华夏衣冠”郑经苦笑，“可如今岛上汉人不过二十万，原住民十万，荷兰人留下的红毛番几百。靠这些人，能存得住吗？”
议事厅里沉默下来。窗外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一阵一阵，永不停歇。那声音像叹息，像这个飘摇政权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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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湾南部的凤山县，一个新来的移民正在田间劳作。他叫林水生，福建泉州人，去年冬天跟着最后一批移民船来到台湾。同船的三百多人，有一半死在了海上——风浪、疾病、缺粮淡水。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临行前老母亲塞给他的一包观音土。饿了就舔一点，虽然胀肚子，但至少没饿死。
“水生哥，歇会儿吧。”同村的阿土提着水壶过来。
林水生直起腰，抹了把汗。七月的台湾热得像蒸笼，他在泉州时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天气。可再热，也比在大陆提心吊胆强。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还留着，束着发髻。这是他来台湾最重要的原因。
“阿土，你说施琅会不会打过来？”林水生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水是溪水，有点甜，比泉州老家的井水好喝。
阿土蹲在田埂上，拔了根草咬在嘴里：“谁知道呢。不过就算打过来，咱们也不怕。延平王爷有十万大军，还有水师，守住台湾没问题。”
林水生没说话。他想起去年在泉州时，亲眼看见清军抓不肯剃发的人。那些人被绑在街口，一刀一刀地割，直到断气。他们的家人跪在旁边哭，可哭声被围观百姓的沉默淹没了。那种沉默比哭声更可怕，那是绝望，是麻木，是一个文明被阉割时的死寂。
“阿土，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台湾吗？”林水生忽然问。
“为啥？不就是活不下去嘛。”
“不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