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三年的江南，春天来得迟疑。太湖边的柳树抽了芽，却不见往年的嫩绿，倒像是蒙了层灰。沈德潜站在自家书房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那是三年前史可法殉国前从扬州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两行字：“牧斋先生，江南文脉，托付诸君。可法此去，恐不复还。”
三年了。沈德潜小心地将信折好，放回檀木匣中。匣子里还有别的信件，有钱谦益的，有黄宗羲的，有顾炎武的，都是前朝的故人，如今散的散，死的死，隐的隐。他合上匣盖，手指在光滑的木面上停留片刻，仿佛能触摸到那些已经消逝的温度。
“老爷，洪大人又差人来了。”老仆沈福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小心翼翼。
沈德潜没有回头：“还是说那件事？”
“是。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征召天下名士。洪大人保举了老爷，只要肯去，至少是个翰林院编修”
“告诉他，我病了。”沈德潜的声音很平静，“病得起不了床，出不了门，更去不了北京。”
沈福在门外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应了声“是”，脚步声渐远。
沈德潜这才转过身，走到书案前。案上摊着一幅未完成的画，画的是太湖烟雨，墨色氤氲，却总觉少了些什么。他提起笔，在远山处添了几笔，忽然手一颤，一滴墨滴在纸上，洇开一团污迹。
他放下笔，看着那团墨迹慢慢扩散，像一滴黑色的泪。
窗外传来孩童的读书声，是对面新搬来的那户人家。孩子念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声音稚嫩，却让沈德潜心里一紧。因为接下来，孩子念的是：“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不是“唐高祖，起义师”了。换了，全都换了。连孩童启蒙的书，都要重新编过，把前朝的历史抹去，把新朝的正统刻进去。
沈德潜闭上眼睛。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握着他的手，在沙盘上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字。先写“明”，再写“月”，合起来是“明”。父亲说：“德潜，你要记住，咱们是大明的子民。”
如今，大明没了。子民还在，却不知道该是谁的子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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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外的周师傅，日子过得越发艰难。
自从决定关掉刻书铺，家里就断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妻子日夜纺纱，儿子去码头扛包，女儿给大户人家做针线，勉强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而周师傅自己，每天就坐在昏暗的里屋，磨他的刻刀，磨了一遍又一遍，刀刃锋利得能吹毛断发，却再也刻不出一个字。
“爹，吃饭了。”儿子周大壮端着一碗稀粥进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里面飘着几片菜叶。
周师傅接过碗，没有立刻喝：“今天码头活多吗？”
“不多。”大壮低下头，“满人的货船优先，汉人的船要排队。排到我了，货也差不多搬完了。”
周师傅沉默地喝着粥。粥是温的，喝到胃里却觉得凉。他知道儿子没说实话——不是“不多”，是根本轮不上。自从剃发令下，那些不肯剃发的汉人，连扛包的活都难找了。大壮还留着发髻，为此已经挨过好几次打。
“爹，”大壮忽然说，“我听说城东王木匠剃头了。剃了头，就去衙门领了差事，现在在给八旗官学做桌椅。”
周师傅的手顿了顿：“你想说什么？”
“没没什么。”大壮连忙摇头，“我就是说说。”
周师傅放下碗，看着儿子。大壮今年二十二岁，正是该成家立业的年纪，却因为不肯剃发，连个正经活计都找不到。街坊邻居里，已经有不少年轻人妥协了，剃了头，换了衣服，去给新朝当差。他们看周家人的眼神，从最初的敬佩，慢慢变成了怜悯，最后变成了嘲讽——好像守着一头长发，就能守住什么似的。
“大壮，”周师傅缓缓开口，“你知道咱们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