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春天的雨水来得格外吝啬。陕西布政司辖下的米脂县，自打去年腊月落了场薄雪后，整整四个月没见一滴雨。土地干裂出巴掌宽的缝，像一张张饥渴的嘴，朝天张着。李老汉蹲在自家地头，抓起一把黄土，轻轻一捻就化作粉尘，从指缝间簌簌落下。
“爹，回去吧。”儿子李栓柱在旁边低声劝道，“日头毒，别晒着了。”
李老汉没动弹，浑浊的眼睛盯着那片本该长满麦苗的土地。现在地里只有几株枯黄的草茎，在热风中瑟瑟发抖。他记得去年这时候，麦苗已经没过脚踝，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可今年今年连种子都没发出来。
“栓柱。”李老汉的声音沙哑得像磨砂，“家里还有多少粮？”
李栓柱低下头：“还有半缸高粱，掺着野菜，够吃够吃半个月。”
半个月。李老汉闭上眼。半个月后呢？县里的粮价已经涨到一斗米三两银子，寻常人家谁吃得起？前日邻村老王头饿得没法，把十二岁的闺女卖了，换了三升糙米。听说那丫头被卖到延安府的窑子里，老王头揣着米回家，当夜就吊死在村口老槐树上。
“回去吧。”李老汉终于站起身，腿脚麻了，踉跄了一下。李栓柱赶紧扶住他。父子俩沿着干涸的河床往家走，河床里满是死鱼死虾的尸骨，散发着腐臭。几只乌鸦在头顶盘旋，叫声凄厉。
路过土地庙时，李老汉停下脚步。那座小庙破败不堪，门板不知被谁拆去当柴烧了，露出里面泥塑的土地爷。神像满面灰尘，供桌上空空如也——连最后一点供品，也被饿极了的人偷走了。
李老汉走进庙里，在神像前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土地爷，下点雨吧。”他低声念叨，“再不下雨，人都要死绝了。”
李栓柱站在庙门外，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鼻子发酸。他想起小时候，每逢干旱，父亲就会带着全村人来求雨。那时土地庙香火旺盛，供品堆得满满的。可现在，连供品都没了，神还会显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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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的南京城，却是另一番景象。
秦淮河上画舫如织，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虽然北方旱灾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对于江南的富商巨贾来说，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这里的人们更关心的是哪家青楼来了新的花魁，哪家戏班排了新戏。
周世昌坐在得月楼的雅间里，面前摆着一桌精致的酒菜。他是南京城里有名的绸缎商，靠着从苏州、杭州贩运丝绸到南京，二十年间积攒下万贯家财。此刻他正与几个生意伙伴推杯换盏，谈笑风生。
“周兄听说了吗？陕西那边人吃人了。”一个胖子压低声音说。
周世昌抿了口酒，不以为意：“年年都有灾，年年都死人。朝廷不是拨了赈灾银吗？”
“拨是拨了。”另一个瘦子接口，“可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还能剩几个子儿？我有个亲戚在户部当差，说今年陕西的灾情比往年都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周世昌放下酒杯，叹了口气：“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天灾人祸，非人力可抗。”他话锋一转，“倒是咱们的生意，最近可不好做。苏州那边闹水灾，桑田淹了不少，生丝价钱涨了三成。”
“水灾？”胖子瞪大眼睛，“我怎么没听说？”
“江南的水灾，哪年没有？”周世昌苦笑，“只是今年来得早些。三月桃花汛，太湖、秦淮河都涨水，淹了不少地方。好在江南富庶，不至于像陕西那样闹饥荒。”
正说着，窗外忽然传来喧哗声。几人探头看去，只见秦淮河上一条画舫失了火，浓烟滚滚。岸上的人大呼小叫，河上的船纷纷躲避，乱成一团。
“看看，这就是乐极生悲。”瘦子摇头。
周世昌却若有所思。他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画舫，忽然想起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