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途中，教导其子治国之道，后来这位王子继承王位，成为大明最忠诚的海外藩属之一。
穿过印度洋的航行是对航海技术的终极考验。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时代，郑和依靠星象、罗盘、测量水深和海水颜色的“过洋牵星术”来确定位置。他船上的“火长”（导航员）都是经验丰富的闽粤舟师，他们能通过观察云层形状预测风暴，通过海鸟飞行判断陆地远近。在一次横渡孟加拉湾的航行中，船队偏离航线，陷入无风带。整整七天，海面平静如镜，帆船纹丝不动。郑和命令水手划动桨橹，同时举行祭海仪式。第八日清晨，海风终于再起，船队得以继续前行。
抵达古里国时，郑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古里国王组织大象仪仗队，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大明使团。在这里，船队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易，用丝绸、瓷器换取了大量胡椒、宝石、珍珠。郑和还特别注意到古里港使用的吊车装卸技术，命工匠详细记录，准备带回国内。他在古里立下石碑，用汉文、泰米尔文和阿拉伯文镌刻：“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这块石碑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物证。
船队最远抵达忽鲁谟斯，即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这里的市场汇聚了来自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欧洲的商品。郑和派遣懂阿拉伯语的通事深入市场，不仅进行贸易，更收集了大量地理、政治、军事情报。他特别关注到当地使用的天文观测仪器“象限仪”，与随行的钦天监官员研究其原理。在忽鲁谟斯，他第一次见到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通过他们了解到更西方的世界。
返航途中，船队在苏门答腊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补给基地。郑和选中一片天然良港，留下部分人员修筑仓库、码头，种植蔬菜，饲养牲畜。这个基地成为后来下西洋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华人向东南亚移民的开端。许多船员因伤病或自愿留下，与当地人通婚，形成了最早的海外华人社区。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历经两年三个月的航行后，船队回到刘家港。这一次，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六百余种异国货物，更有完整的海图、数十国的朝贡使节，以及无数见闻记录。永乐皇帝在奉天殿接见郑和，听完汇报后，指着新绘制的《郑和航海图》说：“朕今日方知，天下之大，非止中原。”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持续了二十八年，先后七次远航。他的船队到达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马林迪等地。这些航行不仅拓展了大明的外交空间，更促进了海上贸易路线的形成。大量的中国商品通过这条航线流向世界，而海外的白银、香料、珍奇物产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
航海活动带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广州，浙江的宁波，这些港口城市因对外贸易而迅速发展。造船业达到空前规模，龙江船厂工匠超过万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航海技术取得突破性进步，水密隔舱、平衡舵、罗盘导航等技术领先世界数百年。
文化交流在航行中悄然发生。随行的学者记录了各国风俗、物产、地理，编纂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著作。阿拉伯的天文知识、印度的医学、东南亚的农业技术被引入中国。同时，中国的历法、农书、典籍也传播到海外。在爪哇，郑和帮助当地修建水利工程；在暹罗，他传授纺织技术；在锡兰，他主持修建佛寺。这些善举让“中国”二字成为文明与友好的象征。
然而，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引发了朝中争议。每次下西洋耗资巨大，尽管通过贸易能够补偿部分开支，但财政压力依然沉重。更关键的是，随着永乐后期北方蒙古威胁再起，朝廷的战略重心逐渐转移。一些官员开始质疑远航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
郑和晚年时，已经感受到风向的变化。他在最后一次航行归国后，将毕生积累的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