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毁，但其思想如地下潜流，持续涌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要等到二百年后的晚清才被重新发现，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资源。
明代繁荣的市民文化在清代继续发展，但发生了重要转向。小说创作从《金瓶梅》的世情描写转向《红楼梦》的家族叙事，戏曲从昆曲的雅致转向京剧的通俗，绘画从文人写意转向“四王”复古。这种转向背后，是清朝文化政策的有意引导：鼓励那些远离政治的纯艺术，压制可能蕴含批判意识的创作。明朝后期那种文人结社、议论朝政的风气，在文字狱的阴影下逐渐消散。
经济模式的延续与变异
站在1650年的长江口岸，商人们会发现清朝的经济生活与明朝末年惊人相似：同样的白银流通，同样的市镇网络，同样的商帮经营。明朝中后期形成的经济模式，在清初战乱平息后迅速恢复，并在新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白银货币体系是明朝最重要的经济遗产之一。清朝全盘接受了这一体系，顺治年间便确定以银两为税收计量单位。但与明朝依赖海外白银流入不同，清朝通过开发云南铜矿、限制白银外流等措施，建立了更稳定的贵金属供应。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白银存量达到历史峰值，支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农业商业化在清代达到新高度。明朝引进的玉米、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在清朝统治者推广下广泛种植，引发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与此同时，江南的棉纺织、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福建的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农业生产专门化，与明代开创的区域分工一脉相承，但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市镇经济的扩张尤为显著。明代江南已有数十个专业市镇，到乾隆年间增长至两百余个。佛山镇从明代的铁器中心发展为“天下四大聚”之一，汉口镇从荒滩崛起为“九省通衢”，景德镇瓷器生产规模超过明代鼎盛时期。这些市镇不仅是经济中心，还承担了文化传播、社会管理等功能，构成了传统中国最富活力的社会单元。
商帮网络的完善是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晋商、徽商、粤商等明代崛起的商帮，在清代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晋商的票号开创了近代金融业的雏形，徽商的盐业专卖体现了官商结合的典型模式，粤商的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这些商帮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乾隆皇帝南巡时，需要扬州盐商出资接驾。
然而清朝的经济遗产接收并非全无代价。明朝后期出现的某些经济问题，在清代被放大而非解决。土地兼并趋势持续加剧，乾隆晚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比明代更甚；人口压力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下不断积累，道光年间已突破四亿，埋下了晚清社会危机的伏笔。
社会结构的承袭与固化
当清朝的保甲册取代明朝的黄册时，基层社会的实际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宗族组织、士绅阶层、城乡关系这些明代定型的社会结构，在清代以更稳固的方式延续。
宗族制度在清代达到鼎盛。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鼓励“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推行“族正制”，赋予宗族部分司法权。在这些政策鼓励下，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空前强化：祠堂愈建愈宏伟，族田规模不断扩大，族规日益严密。乾隆年间，广东一省的祠堂数量已是明代的三倍。宗族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层，既协助朝廷维持秩序，也保护族人利益。
士绅阶层的社会角色基本沿袭明制。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人，依然享有免役、见官不跪等特权，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清代士绅的构成发生微妙变化：满蒙贵族通过特权渠道进入统治阶层，汉族士绅中商人家族比例上升。这种变化使得士绅阶层与商业资本结合更紧密，为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