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宗炎被兄长的激烈震撼了。他忽然想起另一个人的话——顾炎武。那位昆山学者去年路过余姚时，曾与他们彻夜长谈，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
“兄长可记得顾宁人的话？”黄宗炎说，“他说当今学风，一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二是‘避实务虚，空谈性命’。要改变世道，先要改变学风。”
黄宗羲点头：“顾宁人说得对。所以我在这书中提出，要重建学校，不仅要教经史，还要教兵法、农政、水利、算学。士子要通过实务考核才能出仕，不能单靠八股文章。”
他走到书案前，展开一幅地图：“你看，这是徐光启先生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徐先生与利玛窦交往，翻译《几何原本》，引进西洋火炮，这才是真正的经世之学。可惜啊，朝廷不用，士林鄙薄，说他是‘奇技淫巧’。”
黄宗炎看着地图上陌生的国名、曲折的海岸线，忽然感到一阵眩晕。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大明只是其中一部分。可朝廷上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有多少人还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兄长，你说我们大明，还有救吗？”黄宗炎声音发颤。
黄宗羲沉默良久，走到父亲灵位前，点燃三炷香：“父亲临终前说，阉党虽恶，不过疥癣之疾；真正的痼疾，是二百年形成的习气——士人空谈，官吏贪腐，君主独裁，百姓愚昧。要治这些病，需要换血，需要刮骨。”
他转过身，眼中闪着奇异的光：“可换血刮骨何其痛苦？所以王朝到了末期，宁可在痼疾中慢慢死去，也不愿忍受治疗的剧痛。这就是我大明现在的处境。”
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余姚。黄宗羲正在修订《明夷待访录》，闻讯掷笔长叹：“果然如此！”
他没有像许多遗民那样痛哭流涕，反而有种解脱感。这个腐朽的王朝终于死了，虽然死得惨烈，但也许不是坏事。就像一棵老树，主干已经枯朽，只有倒下，新芽才能在腐土中生长。
清军南下时，黄宗羲组织乡兵抵抗，失败后隐居山中。在四明山的草庐里，他继续写作。没有官府的打扰，没有俗务的牵绊，他的思想反而更加自由、更加深刻。
顺治七年，他完成《明儒学案》，梳理了明朝三百年学术流变。在这部书中，他给予王阳明极高评价，但也指出心学后期的流弊：“谈玄说妙者多，务实致用者少；门户之争日烈，真知灼见日稀。”
更难得的是，他第一次系统批判了程朱理学：“朱子之学，以‘理’压‘欲’，以‘天’抑‘人’，使人不敢越雷池半步。阳明破之，是为一功。然破而后未立，遂使天下失所依归。”
那么“立”什么呢？黄宗羲没有明说，但他的《明夷待访录》给出了方向：限制君权，恢复相权；学校议政，士人监督；工商皆本，改革税制；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清朝统治者看了会胆寒，明朝遗民看了会震撼，连他的老师刘宗周若在世，恐怕也要斥为“异端”。
可黄宗羲不在乎。大明已经亡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顺治十一年，顾炎武来访。两位思想家在山中长谈三日。
顾炎武说：“梨洲兄，你的《明夷待访录》我读了，痛快淋漓！尤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真是一语道破千年迷障。”
黄宗羲问：“宁人兄的《日知录》如何了？”
“正在写。”顾炎武神色凝重，“我在书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要匹夫去送死，而是要每个人都关心天下事，都尽自己的一份力。士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理；明理不是为了清谈，是为了致用。”
“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