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深秋，余姚黄家祠堂内香烟缭绕。三十四岁的黄宗羲跪在父亲黄尊素的灵位前，手中捧着刚刚完稿的《明夷待访录》第一卷。这部书他写了七年，七年前父亲因弹劾魏忠贤被阉党害死，他立誓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这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寻找病根。
“父亲，”黄宗羲低声说，“儿子今日终于明白，我大明之病，不在阉宦，不在流寇，不在边患，而在人心，在思想，在这二百七十六年形成的牢笼。”
祠堂外秋风萧瑟，院中古柏沙沙作响，仿佛历代先贤在回应。黄宗羲起身走到窗前，望着余姚的山水，思绪却飞到了更广阔的时空。
他想起少年时在绍兴证人书院听刘宗周讲学的情景。那时刘先生讲“慎独”，讲“诚意正心”，满座学子如沐春风。可黄宗羲总觉得哪里不对——当北方流民易子而食，当辽东烽火连天，当朝堂党争不休，士大夫们却还在争论“心即理”还是“性即理”，这难道不是一种逃避吗？
“先生错了，”黄宗羲喃喃自语，“我们都错了。”
这“错”，要从王阳明说起。
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举打破程朱理学二百年的统治。阳明心学如惊雷破空，迅速风靡天下。泰州学派、江右学派、浙中学派门人弟子遍及朝野，连徐阶、张居正这样的权臣都深受影响。
心学解放了思想，这是好事。可黄宗羲现在觉得，它解放得过了头。当士人整天谈论“吾心即是宇宙”，当“满街都是圣人”成为口头禅，当“顿悟”代替苦读，“空谈”代替实务，这个学说就从良药变成了毒药。
他翻开《明夷待访录》，在“学校”篇中写道：“三代以上，学校不仅养士，亦所以明政教、正风俗。今之学校，唯科举是务，士子只知揣摩时文，不通经史，不晓实务。而讲学之所，又沦为门户之争、空谈之场。此士风所以日坏，国事所以日非也。”
写到这里，他想起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争。那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表面上是正邪之争，实际上何尝不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东林诸君固然正直，可他们满口“气节”，动辄以“君子”“小人”划线，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化为道德评判。结果呢？阉党固然倒了，可朝政更乱了。
“道德不能代替制度，气节不能代替实务。”黄宗羲提笔续写，“今之言官，动辄以死谏为荣，以贬谪为誉。然死谏何益于国？徒博虚名耳。真正的忠臣，当如张居正，不避谤议，力行改革，虽身后蒙垢，实有功于社稷。”
这话很大胆。张居正在万历朝死后被清算，至今仍是“权奸”的代名词。但黄宗羲经过这些年的思考，越来越觉得张居正的可贵。在那个空谈成风的时代，至少张居正还在做事，还在试图挽救这个王朝。
窗外传来脚步声，是弟弟黄宗炎来了。黄宗炎比哥哥小五岁，也是刘宗周的弟子，但思想更为激进。
“兄长，你的书稿我能看看吗？”黄宗炎问。
黄宗羲递过书稿。黄宗炎快速翻阅，看到“原君”篇时，脸色骤变：“兄长，这这话太危险了！”
那篇中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平静地说：“我说的是事实。你看本朝，太祖废丞相，成祖设内阁，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万历三十年深居宫中。君主越来越独裁，朝政越来越败坏。这难道不是‘君为天下害’吗？”
“可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天理啊！”
“天理？”黄宗羲冷笑，“朱子说‘存天理，灭人欲’，可他自己纳妾、蓄妓，这算什么天理？阳明先生说‘心即理’，可他的心学门人，有多少成了空谈误国之辈？我看啊，这世上本没有一成不变的‘天理’，只有因时制宜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