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初夏，松江府上海县码头上，千帆竞发，万商云集。四十五岁的徽商汪福生站在自家商号“裕泰昌”的二楼，望着黄浦江上往来如织的船只，手中把玩着一枚刚刚从吕宋运来的西班牙银元。银元边缘有些磨损，正面是国王的侧脸浮雕，反面是城堡与雄狮，在晨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
“东家，这趟海贸净赚一万八千两。”账房先生捧着账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其中光是生丝一项，卖给荷兰人就赚了八千两。如今苏杭的丝价，比嘉靖年间涨了三倍不止。”
汪福生点点头，目光却投向码头另一侧。那里停着几艘福建来的商船，正在卸下整箱整箱的白银——那是从日本长崎贸易换回的“倭银”。更远处，还有几艘西洋夹板船，桅杆上飘扬着葡萄牙或荷兰的旗帜。
这就是万历晚年的江南，一个被白银浪潮冲刷得面目全非的世界。从隆庆开关到如今，不过五十年光景，整个帝国的经济生态已经天翻地覆。
“东家，还有一事。”账房压低声音，“徐阁老家的管家前日来问，能不能‘寄存’三万两银子，年息五分。”
汪福生皱眉：“哪个徐阁老？”
“还能有哪个？徐阶徐阁老的后人。虽然徐阁老早就过世了，可徐家在松江的田产还在，这些年光是收租，每年就不下万两。如今也要放贷取息了。”
汪福生冷笑。徐阶，当年扳倒严嵩的“清流领袖”，死后家产被抄出田产四十万亩，白银三十万两。如今子孙还要放高利贷，真是讽刺。
但他不能拒绝。在江南商圈，官绅资本早已无孔不入。这些致仕官员、在朝大佬，把贪污受贿、田租所得的白银，通过管家、亲戚投入到商业中，收取高额利息。他们不直接经商，却成了最大的债主。
“答应他，但利息只给四分。”汪福生说，“另外，你去查查，咱们在苏州、杭州的丝织作坊，还能不能再扩些规模。如今生丝外销旺盛，光靠收丝转卖利润太薄，得自己织造。”
账房应声退下。汪福生独自凭栏，心中却有一丝隐忧。这白银滚滚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
他想起父亲在世时说过的话。父亲是嘉靖年间的茶商，那时海外贸易还没开禁，做生意全靠内地贩运，辛苦不说，利润也薄。一条鞭法推行后，赋税折银，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大增，但国内银矿产出有限，银价居高不下。
直到隆庆元年，朝廷开关，准贩东西二洋。仿佛闸门打开，海外白银如潮水般涌入。据汪福生估算，这五十年来，从日本、吕宋、西洋流入的白银，至少有两亿两之巨。
白银多了，物价就涨。父亲在世时，一石米不过五钱银子；如今要一两二钱。生丝从每担二十两涨到六十两，棉布从每匹三钱涨到八钱。表面上生意好做了，实际上普通百姓的日子更难了——因为他们手里的铜钱贬值了，而朝廷征税却只要白银。
更可怕的是土地兼并。汪福生自己在松江、苏州就买了三千亩水田，都是小农破产后贱卖的。那些放贷的官绅更厉害，动辄万亩。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说法，绝非虚言。
“东家，有客人。”伙计在楼下喊。
来的是个福建海商，姓郑，与如今在海上崛起的郑芝龙是同族。郑商人带来一个消息：荷兰人在澎湖筑城，控制了通往日本的航线，要收“护航费”。
“汪东家，如今这海贸是越来越难做了。”郑商人叹气，“西洋人船坚炮利，倭寇虽平，红毛又来。朝廷的水师唉，不提也罢。”
汪福生问：“郑芝龙那边怎么说？”
“芝龙兄正在招兵买船，准备和荷兰人干一仗。但这事需要银子，很多银子。”郑商人看着汪福生，“他让我问问江南的商号，愿不愿意‘入股’？事后按股分红。”
这是要商人出钱养私兵。汪福生沉吟片刻：“需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