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秋，山西汾州府的官道上尘土飞扬。钦差大臣、户部右侍郎李三才坐在轿中，手中紧握着一卷黄绫圣旨。轿帘缝隙间，他看见道旁枯死的庄稼，看见面黄肌瘦的百姓，看见几个孩童在挖草根——这一幕让他想起二十年前路过此地时，看到的还是“汾州熟，天下足”的丰饶景象。
“大人，汾州城到了。”随从在轿外禀报。
李三才掀开轿帘，看见城门处黑压压跪着一片人。汾州知府王化贞带着阖城官员、士绅跪在最前面，见轿子停下，连忙高呼：“臣等恭迎钦差大人！”
“都起来吧。”李三才走出轿子，目光扫过众人，“本官奉旨催征剿饷，王知府，去岁汾州欠饷八万两，今年又欠五万，作何解释？”
王化贞冷汗涔涔：“大人容禀，非是下官不尽力，实是实是百姓太苦。连年大旱，田地颗粒无收，去岁还能征些存粮，今年是真的征不上来了。”
“征不上来？”李三才冷笑，“本官一路所见，富户高墙大院，粮仓满满，你说征不上来？”
“这”王化贞语塞。
李三才不再理他，径直走向府衙。他知道王化贞的难处——那些富户多半有功名在身，或是与朝中大佬有姻亲关系，地方官根本不敢强征。但皇命在身，他也没有选择。
府衙大堂上，李三才展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流寇肆虐，国用匮乏，着各省府州县速将欠饷解送京师，不得延误。违者，督抚以下皆革职问罪！”
王化贞跪地接旨，双手颤抖。等李三才收起圣旨，他才颤声道：“大人，可否可否宽限些时日？下官就是砸锅卖铁，也”
“宽限？”李三才打断他，“辽东催饷的文书一日三至，剿寇的将士嗷嗷待哺，皇上在宫里每日只食两餐以节用度，你让本官如何宽限？”
他顿了顿，放缓语气：“王知府，本官知道你的难处。但朝廷更难。去岁岁入不过四百万两，而辽东年需三百余万，剿寇又需加征二百八十万剿饷。这还不算九边军镇、百官俸禄、宗室禄米。你说，朝廷该怎么办？”
王化贞无言以对。是啊，朝廷该怎么办？百姓又该怎么办？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翻阅户部呈上的《崇祯十一年度收支总册》。那册子很薄，记录的内容却触目惊心：
岁入：税粮二百八十万石，折银约二百二十四万两；盐课银八十万两；关税银四十万两；杂税银六十万两。总计四百零四万两。
岁出：辽东军费三百二十万两；九边其他军镇一百八十万两；剿寇军费已支二百五十万两（尚欠一百三十万两）；百官俸禄六十万两；宗室禄米折银一百二十万两；宫廷用度四十万两。总计九百七十万两。
赤字：五百六十六万两。
这还不包括各地拖欠的军饷、即将到期的债务、以及预料之外的灾荒赈济。
崇祯合上册子，闭上眼睛。五百六十六万两的窟窿，拿什么填？加税？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借债？向谁借？江南富商？他们宁可将银子埋在地下，也不愿借给朝廷。抄家？抄谁的家？那些大臣一个个哭穷，可他知道，他们家里金山银山。
“皇上，首辅大人求见。”太监小心翼翼禀报。
“宣。”
首辅薛国观走进殿内，行过礼后，呈上一份奏疏：“陛下，这是臣与户部商议的筹款之策，请皇上御览。”
崇祯接过，快速浏览。奏疏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向京城百官“劝捐”，按品级摊派；二、预征明年田赋；三、加征“练饷”，每亩再加银一分。
“预征明年田赋？”崇祯皱眉，“今年的税都收不上来，明年的如何预征？”
薛国观躬身道：“陛下，此乃权宜之计。待剿寇功成，天下太平，自可休养生息。”
“那加征练饷呢？剿饷才加征不久，又加练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