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剿寇失败，他便可以此为由大肆清洗。”
“那该如何应对？”
“将计就计。”吴昌时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们不仅要支持剿寇，还要主动请缨，争取督师之位。只要能在战场上立功，温体仁便无话可说。”
“可这风险太大”
“风险？”吴昌时苦笑，“自崇祯元年以来，被斩的督师、巡抚还少吗？杨鹤、陈奇瑜、熊文灿哪个不是因剿寇不力而被杀？但若不去争，东林一脉就永无出头之日！”
这便是党争的残酷逻辑：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因为不跳就会失去政治生存空间。
这种党争不仅限于朝堂高层，更渗透到军政的每一个角落。三天后，当崇祯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具体部署时，这种分裂展现得淋漓尽致。
“陛下，臣举荐孙传庭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军务，专事剿寇。”温体仁推荐的是自己的门生。
“陛下，孙传庭虽勇，然资历尚浅。”吏部尚书谢升立即反对，“臣举荐卢象升，其任宣大总督时屡建战功，威震九边。”
卢象升是东林党人推举的将领，与侯恂等人关系密切。
“卢象升确为良将，”温体仁不慌不忙，“然宣大重镇，非他不能守。若调离，恐建虏趁虚而入。”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崇祯听着，忽然问了一句：“若令二人分兵，孙传庭剿西北流寇，卢象升防辽东建虏，如何？”
殿内瞬间安静。这看似折中的方案，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党争算计——温体仁想的是让孙传庭独揽剿寇大功；东林党人想的是让卢象升既掌兵权又不离要地；而皇帝想的是平衡两派，互相制衡。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附和，但每个人心中都打着不同的算盘。
这场党争很快从朝堂蔓延到战场。孙传庭到任陕西后，发现军饷严重不足，上疏请求拨银五十万两。奏疏送到户部，侯恂批了个“酌情办理”，实际只拨了十万两。孙传庭再催，侯恂回复：“辽东军饷尚欠三月，陕饷需缓。”
孙传庭是温体仁的人，侯恂自然要卡一卡。这一卡，就卡出了大问题。军中无饷，士兵哗变。李自成趁机猛攻，孙传庭大败，潼关失守。
败报传到北京，温体仁第一时间不是反省自己举荐失误，而是上疏弹劾侯恂：“户部克扣军饷，致前线溃败，其心可诛！”
侯恂也不示弱，反劾温体仁：“举荐非人，贻误军机，当斩！”
朝堂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互相攻讦。崇祯大怒，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温体仁罚俸半年，侯恂降三级调用。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孙传庭的烂摊子谁来收拾？陕西的流寇谁去剿灭？
这时，一直沉默的兵科给事中陈启新站了出来：“陛下，臣举荐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
洪承畴是福建人，不属于任何党派，在朝中素以能战著称。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不是因为大家真心认为洪承畴是最佳人选，而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党，不会打破现有的权力平衡。
然而，党争的幽灵依然缠绕着洪承畴。他上任后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需要各省配合。但湖广巡抚余应桂是东林党人，对洪承畴这个“无党派”总督阳奉阴违；河南巡抚常道立则是温体仁的人，故意拖延粮草。洪承畴的剿寇计划处处掣肘，进展缓慢。
崇祯十年春，皇太极果然再次入塞，连破四十余城，掳走人畜十八万。朝野震动，问责之声四起。
这次，党争的矛头指向了首辅温体仁。东林党人联合上书，弹劾温体仁“专权误国，纵虏殃民”。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向通政司，其中最犀利的一封来自翰林院编修黄道周，洋洋洒洒三千言，列举温体仁十大罪状。
温体仁不甘示弱，指使亲信反劾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