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八年的江南，春寒料峭。
苏州城外的运河码头上，桅杆如林，却不再是从前那般繁华景象。一队清兵正在查验过往商船，为首的税吏操着生硬的官话，向船主们宣读新朝的税制。
奉皇上谕旨，自即日起，所有商货按值十抽二，丝帛、瓷器、茶叶另加征三成
码头上顿时一片哗然。一个老船主颤巍巍地站出来：大人，这这比前朝重了三倍不止啊！商旅本就艰难，如此重税，叫我们如何营生？
税吏冷着脸：前朝？如今是大清的天下！要么纳税，要么滚蛋！
在不远处的茶棚里，几个商人模样的男子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位年长者轻叹一声：沈万三若在世，见此情景，不知作何感想。
这位长者名叫徐明远，是苏州绸缎商会的会首。他亲眼见证了从万历到晚明，再到如今清廷治下，江南商业的沧桑变迁。
徐翁，听说松江府的棉布作坊，这个月又关了七家。旁边一个年轻商人低声道。
徐明远点点头，目光依然望着码头：不仅是重税的问题。北方的商路断了，海外贸易也受限制，江南的货物出不去，这才是根本。
那我们
转型。徐明远斩钉截铁地说，必须要转型。
与江南商业的困顿相比，华北的农村正在经历更深层次的经济变革。
直隶真定府的一个村庄里，老农李福贵正在为春耕发愁。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在战乱中丧生，一个被征去当兵，至今音讯全无。
李老哥，还在为佃租发愁呢？邻居王老栓扛着锄头路过。
李福贵叹气道：东家说要改成交银子，一亩地要二钱银子。可如今粮价这么低，得卖多少粮食才够交租啊！
王老栓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听说南边来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土地，给的价钱还不错。要不把地卖了？
卖地？李福贵像是被蝎子蜇了似的，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地啊！
糊涂！王老栓道，如今这世道，有地反而受累。卖了地，拿银子做点小买卖，不比种地强？
类似的对话在华北农村不断上演。在战乱、重税和货币经济的多重冲击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在瓦解，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雇工。
而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开始的经济转型，在明清鼎革的剧变中加速了进程。
与此同时，在广州的港口，另一种形式的经济转型正在悄然进行。
虽然清廷实行海禁政策，但官方的朝贡贸易和地下的走私贸易依然活跃。一艘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刚刚靠岸，船主安东尼奥正在与广州商人陈启沅密谈。
陈，这次我带来了五千两墨西哥银元。安东尼奥操着生硬的广东话，还是老规矩，一半要生丝，一半要瓷器。
陈启沅沉吟道：生丝还好说，但上等瓷器如今景德镇官窑停产，好的瓷器难寻啊。
价钱好商量。安东尼奥急切地说，欧洲现在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特别是那种青花瓷，有多少要多少！
既然如此陈启沅眼中闪过精明的光芒，我倒有个提议。不如我们合作，在佛山开窑，专门烧制外销瓷？
安东尼奥愣了一下：可是官府允许吗？
陈启沅微微一笑：朝贡贸易是允许的。我们可以借着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名义，同时生产外销瓷。
这种借壳上市的经营策略，在清初的对外贸易中相当普遍。商人们利用政策的灰色地带，继续维持着海外贸易，使得白银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货币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刻。
在京城的一家银号里，掌柜的正在向伙计讲解新朝的货币制度。
如今市面上流通的，有前朝的铜钱，有新铸的顺治通宝，有碎银子，还有海外来的银元。西哥银元，看，这种'鹰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