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狱，将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七人（高攀龙在逮捕前投水自尽，实为六人死于狱中）逮捕杀害，是为“后七君子”。高攀龙留下“辱臣身以辱国，臣不敢也”的遗言，从容赴死。周顺昌在狱中痛骂魏忠贤，被许显纯用铜锤击落满口牙齿，仍骂不绝口，最终被秘密处死。
这两次大狱，仅仅是魏忠贤恐怖统治的缩影。在此期间，被罢黜、囚禁、杀害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不计其数。朝廷为之一空，士林噤若寒蝉。魏忠贤还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试图从思想和舆论上彻底扼杀东林党。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魏忠贤及其阉党还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狂潮。各地官员，为了巴结这位“九千岁”，争先恐后地为他建立生祠。生祠建造得穷极壮丽，“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祠中供奉魏忠贤塑像，官员入祠必须跪拜，口称“九千岁”，甚至有官员提出“并尊孔子与魏公”，其僭越狂妄，亘古未有。当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倡建生祠的奏疏送到御前时，天启皇帝非但不制止，反而欣然批准，并赐祠名“普德”，这无疑更加助长了此风的蔓延。
魏忠贤的亲属、党羽也鸡犬升天。其侄魏良卿被封为宁国公，魏良栋封东安侯，连尚在襁褓的从孙魏鹏翼也被封为安平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等俱任高官。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阉党核心成员，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职位，贪赃枉法，无恶不作。
朝政在魏阉的把持下，彻底陷入了黑暗与混乱。正直之士被屠戮殆尽，剩下的要么是阉党爪牙，要么是明哲保身的缄默者。边事方面，尽管有孙承宗、袁崇焕等能臣勉力支撑，取得了宁远、宁锦等局部胜利，但整体战略仍处于被动。国内则天灾人祸不断，而朝廷的赈济却因吏治腐败和党争内耗而难以有效落实，民变苗头已经开始显现。
天启七年八月，木匠皇帝朱由校病逝。他的死，成为了局势转折的契机。魏忠贤失去了权力的唯一来源，其精心构建的恐怖大厦，根基已然动摇。即位的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已对魏阉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一场对阉党势力的清算，即将到来。然而，魏忠贤数年乱政所带来的创伤——士气的摧折、吏治的败坏、国库的空虚、民心的离散——已深深植入帝国的肌体，绝非简单的清算所能治愈。大明王朝，在经历了魏阉乱政这场空前的内耗之后，已然元气大伤，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它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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