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是一个充满死亡与新生的年份。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钧，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期怠政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七月二十一日，这位饱受争议的皇帝驾崩。按照遗诏，那位在“国本之争”中历尽坎坷、战战兢兢做了近二十年太子的朱常洛，于八月初一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
朱常洛的即位，曾给朝野带来一丝微弱的希望。他长期生活在压抑与恐惧之中，深知朝政积弊，甫一登基，便展现出了与其父截然不同的姿态。他下令罢免了万历朝为祸最烈的矿监税使，试图扭转财政搜刮的恶政；他拨发内帑（皇帝私人库藏）犒劳边军，以缓解九边军饷短缺的燃眉之急；他重新起用了一批在万历朝因建言而被罢黜的官员，如邹元标、王德完等，试图刷新吏治，一新朝政。这些举措，虽然只是初步的拨乱反正，却也让久经沉闷的朝堂为之一振，史称其时有“众正盈朝”之象。
然而，这缕中兴的曙光，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便骤然熄灭。泰昌皇帝的身体状况本就欠佳，加之登基前后政务繁忙，或许还有长期精神压抑导致的虚弱，他很快便病倒了。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受命为皇帝诊治。崔文昇原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他的背景让外界，尤其是与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势力对立的东林党人，充满了疑虑。崔文昇诊断皇帝为“邪热内蕴”，开出了泻药。泰昌皇帝服下后，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濒临危殆。
崔文昇的用药，立刻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东林党官员，如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强烈质疑崔文昇的动机。他们认为，皇帝纵使患病，也非实热之症，崔文昇使用猛烈的泻药，无异于弑君。他们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昔日的政敌——郑贵妃集团，怀疑这是郑贵妃指使崔文昇，意图谋害新君，以便为其子福王朱常洵再度谋求皇位创造机会。一时间，“庸医误用泻药，其背后必有指使”的舆论甚嚣尘上，宫廷内外充满了猜疑与紧张的气氛。
就在皇帝生命垂危、朝局纷扰之际，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可治帝疾。病急乱投医的泰昌皇帝，或许是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不顾首辅方从哲等大臣的劝阻，坚持要服用此药。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献一粒红色药丸。皇帝服下后，自称感觉“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并高兴地称李可灼为“忠臣”。这更助长了李可灼的胆量，在皇帝的催促下，他又进献了第二粒红丸。
然而，这第二粒红丸，却成了催命符。泰昌皇帝在服下第二粒红丸后，于九月初一五更时分，突然驾崩，在位仅仅二十九天。
皇帝的死，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泼入冷水，瞬间引爆了朝堂。一位登基仅月余、刚刚开始推行新政的皇帝，在服用了来历不明的“红丸”后暴毙，这无论如何都难以用正常的病故来解释。东林党人抓住此事，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崔文昇的“泻药”与李可灼的“红丸”联系起来，统称为“医药奸党”，认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新君的弑逆大案。
他们弹劾首辅方从哲，指责他作为辅弼重臣，未能坚决阻止李可灼进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隐晦地暗示他与郑贵妃势力有所勾结。杨涟上疏，言辞尤为激烈，列出了方从哲的诸多“罪状”，其中“轻荐狂医”、“赏赉及于弑逆”等语，几乎将方从哲置于弑君同谋的位置。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方从哲被迫上疏乞休，并为自己辩护，但已无力回天，最终去职。
这就是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的“红丸案”。
“红丸案”的真相，至今仍是历史谜团。泰昌皇帝的死因，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长期的身心压抑导致体质虚弱，登基后的劳累加重了病情，崔文昇不对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