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威的紧密绑定，以及其本身的严苛性，在失去支持后迅速被废除。官员们弹冠相庆，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行政效率迅速滑落，因循拖沓之风重新弥漫朝堂。
“一条鞭法”虽因其符合历史趋势和财政需求，未被明令废除，但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失去了张居正的强力推动和“考成法”的监督，地方官吏与豪强地主再次勾结，在“火耗”等名目下加征赋税，使得改革减轻民负的初衷大打折扣，其积极效应逐渐消散。
张居正重用的能臣干吏，如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排挤。戚继光被调离蓟镇，郁郁而终；潘季驯也一度被贬。边备与水利等事业，因失去中央的强力支持而渐趋松弛。
人亡政息，一语成谶。张居正以个人权威强行推动的改革，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潮水（反对力量）退去时显得宏伟壮观，一旦潮水（张居正之死）回来，便迅速坍塌。万历皇帝在彻底否定张居正之后，似乎也耗尽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锐气，逐渐转向深居宫闱、怠于政事的消极状态。
大明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闪光后，再次滑向了更深的泥潭。党争的苗头开始显现，国库在经历了短暂的充盈后再度拮据，北方的女真势力则在悄然崛起。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预示着另一个更混乱、更无奈的时代开启。张居正改革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帝国难以挽回的衰败征兆。那根试图鞭策帝国前行的“银鞭”，终究未能改变历史的惯性，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回荡在晚明的暮色之中。
万历十年的夏天，北京城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紫禁城内，一种比天气更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正在蔓延。权倾朝野的首辅、帝师张居正，因多年操劳国事，夙夜在公，早已积劳成疾。入夏以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便血不止，虽经名医诊治，却回天乏术。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五十八岁。消息传出，震动朝野。这位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万历中兴”局面的“救时宰相”，终究未能敌过生死大限。万历皇帝闻讯，为之辍朝，下旨赠上柱国，谥“文忠”，赐祭九坛，葬礼极其哀荣，并派司礼监太监和锦衣卫护送灵柩归葬湖广江陵。表面上，朝廷给予了他作为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尊荣。
然而，在这哀荣的背后，是潜流暗涌的政治地震。张居正的死，如同抽去了支撑帝国改革大厦最核心的那根支柱。他生前凭借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威、与内廷的铁三角联盟以及铁腕的“考成法”，强行压制了所有的反对声音，驱动着庞大的官僚机器朝着他设定的方向前进。如今，这座活火山熄灭了，被压抑已久的能量，开始寻找喷发的出口。
首先发难的，是那些在“考成法”严苛考核下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官僚集团。他们早已对张居正的专权跋扈、威福自用心怀不满，只是迫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如今，机会来了。一些嗅觉敏锐的言官，开始试探性地上书，批评张居正改革中的某些弊端，如清丈田亩中的“虚增地亩”，一条鞭法执行中的“火耗”加重等。这些奏疏，如同投石问路，很快得到了默许甚至鼓励的回应。
风向的转变，敏锐地传递到了紫禁城的深处。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在经历了十年近乎苛刻的严格管教后，内心深处早已对那位永远正确、不容置疑的“张先生”积攒了复杂的情绪——有敬畏，有依赖，但更有一种长期被压抑、被塑造的窒息感与逆反心理。张居正生前，曾因皇帝醉酒闹事而迫使皇帝下“罪己诏”，也曾因皇帝奢侈的念头而严词谏阻，这些往事在皇帝心中，并非全是感激。如今，那个一直笼罩在他头顶的巨影消失了，一种挣脱束缚、真正亲政的渴望，混合着对往昔压抑的报复性释放，开始主导他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