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他下旨将严世蕃逮捕下狱，并令严嵩致仕回乡。
严嵩倒台的消息传出，朝野为之震动，人心大快。然而，斗争并未结束。严世蕃在狱中，竟以其惊人的狡黠，想出了一条毒计。他故意散布言论，称邹应龙、徐阶等人之所以攻击他们父子，是因为他们在嘉靖二十一年曾参与陷害忠臣夏言至死，如今徐阶等人是要为夏言报仇。此计极为阴险，因为它将焦点引向了皇帝当年冤杀夏言的决策错误上，试图触动皇帝那根敏感多疑的神经，让皇帝为了维护自身“圣明”而反过来保护严家。
这一招险些奏效。嘉靖皇帝果然犹豫起来，对处置严世蕃之事有所迟疑。
关键时刻，徐阶展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果决与狠辣。他深知，一旦让严世蕃的诡计得逞，不仅是前功尽弃，自己与众多参与倒严的官员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他当机立断，亲自修改了三法司拟定的一份针对严世蕃的判决书。原稿中罗列了严世蕃的贪贿、害民等罪状，徐阶看后，掷之于地，道：“诸公欲生之乎？”众人愕然。徐阶解释道：“这些罪状，皇上皆可视为‘勤政’过程中的小过失，或可赦免。唯有坐实他‘勾结倭寇’、‘聚众通番’、‘窥伺神器’（即谋反）这等谋逆大罪，方能置其于死地，且让皇上无法回护！”
于是，在徐阶的亲自主持下，一份新的判决书出炉，重点突出了严世蕃与罗龙文（通倭罪臣）交往密切，在南昌有王气之地建造府邸图谋不轨等“谋逆”罪证。这份奏疏呈上，果然触动了嘉靖皇帝最不能容忍的底线——谋反。
嘉靖四十四年，皇帝下旨，将严世蕃、罗龙文斩于西市。京师百姓闻之，欢欣鼓舞，持酒至西市观看，称为“酹酒贺刳”。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这位权倾朝野近二十年的老奸臣，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寄食于墓舍而死，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徐阶倒严，是一场精心策划、隐忍多年、最终一击成功的政治杰作。它结束了严嵩父子长期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黑暗时期，为暮气沉沉的嘉靖朝政带来了一线革新的希望。徐阶继任首辅，众望所归。然而，严嵩虽倒，其留下的贪腐风气、僵化体制和空虚国库，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徐阶肩上的担子，远比扳倒一个权臣更加沉重。大明王朝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在短暂的拨正航向后，又将驶向何方？
庚戌之变的烽火与耻辱，如同淬火的冰水，浇醒了部分朝臣，却也使得深居西苑的嘉靖皇帝更加倦怠朝政，将权柄更深地交付给那位看似恭顺老成、实则暗藏机锋的首辅严嵩。严氏父子的权势，在经历短暂波动后，非但未减，反而因皇帝愈发依赖其处理俗务而更形巩固。严嵩老而愈贪，其子严世蕃更是倚仗父势，卖官鬻爵，贪渎无度，将“严府”经营成了大明官场的黑市交易所，门庭若市，贿赂公行。
然而，严嵩专权近二十载，树敌遍朝野。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紧盯着他，等待着那致命一击的机会。这其中，最隐忍、最坚定，也最危险的，便是次辅徐阶。
徐阶，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探花。他资历深厚，早在夏言当政时便已展露头角。夏言被严嵩构陷致死，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让徐阶深刻认识到，在嘉靖朝做直臣易，做能臣难，而要扳倒根深蒂固的权奸，更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谋略。于是，他收起锋芒，对严嵩执礼甚恭，甚至不惜屈意奉承。严嵩起初对其颇有戒心，但久而久之，见徐阶始终恭敬，办事稳妥，且精于撰写青词，深得帝心，便渐渐将其视为可用的助手，而非威胁。
徐阶便在严嵩巨大的阴影下，默默积蓄着力量。他像一位老练的猎手，深知要猎杀猛虎，绝不能正面搏斗，必须等待其衰弱、犯错，并找到最合适的武器和时机。他做了三件事：
其一，固宠。他深知嘉靖皇帝对修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