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后来竟渐渐准了。随着张璁的离去，他那一系的官员也纷纷被调离要职。“张党”势力如冰雪消融，迅速瓦解。
夏言顺理成章地递补入阁，并在不久后成为首辅。他吸取了张璁的教训，为政更加注重平衡，一方面继续推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清理驿传、整顿边备，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则着力结交宫中有势力的宦官，对皇帝沉迷斋醮之事，也往往能巧妙地予以迎合或至少不正面反对。他权势显赫，出入有八抬大轿，追随者甚众，时人称之为“夏桂洲”（以其籍贯称之），可谓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权力的高峰往往也是悬崖的边缘。夏言的强势和偶尔流露出的“士大夫气”（例如在是否赐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真人封号等问题上，他曾表示过保留意见），渐渐引起了嘉靖皇帝的不快。皇帝需要的是绝对顺从、能帮他处理好世俗政务、同时又不干涉他个人修玄爱好的“得力仆人”，而非一个有着独立意志的“合伙人”。
夏言尚未意识到，在他身后，一片新的、更阴沉的阴影正在悄然积聚。严嵩，这位同样以“青词”（献给天帝的奏章形式的骈文，嘉靖帝极看重）得幸的江西同乡，多年来一直隐忍蛰伏，对夏言执弟子礼，极为恭谨。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与夏言之间那微妙的裂痕。
严嵩工于心计，善于揣摩。他写的青词最合皇帝心意，他对皇帝的任何意向都无条件拥护，从不质疑。他像一条耐心的毒蛇，潜伏在夏言这棵大树的阴影下，等待着时机。他利用同乡关系，表面上对夏言唯命是从，背地里却悄悄收集着夏言的“过失”——某次奏对时不够恭顺，某次批答时未能体会圣意，甚至其家人在乡里的一些不端行为，都成了严嵩暗中记录在案的“罪证”。
夏言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过于自信，认为严嵩不过是个谄媚之徒，难成大器，并未真正放在心上。他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在一次关于收复河套的军事决策上，与皇帝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虽然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但那强硬的姿态，已深深触怒了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
皇帝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一次，皇帝居西苑，秘令太监赐夏言香叶束发巾等道士服饰，命其入值西苑时穿戴，以示君臣同修之意。夏言认为此非人臣法服，拒不奉诏。而同时受赐的严嵩，却在召见时欣然穿戴，并冠以轻纱，精心修饰，皇帝大悦。
此事虽小，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清晰地表明，谁才是那个毫无保留、完全顺从的“自己人”。
嘉靖二十一年，借助一次日食带来的“天象示警”，以及严嵩父子精心罗织的“怨望讪谤”、“揽权纳贿”等罪名，嘉靖皇帝下旨，将夏言革职闲住。不久后，又寻由将其逮入诏狱，最终弃市。夏言的时代，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落幕。
严嵩，终于登上了首辅的宝座。他以古稀之年，凭借绝对的柔媚和精妙的权术，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专权时代。朝堂之上，张璁之锐，夏言之刚，皆已成过往云烟，如今弥漫的，是严氏父子一手遮天的阴翳。权臣迭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端坐西苑修道炼丹的嘉靖皇帝，则通过操纵和更迭这些“权臣”，牢牢掌控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最终权柄，冷眼旁观着脚下的潮起潮落。只是，这频繁更迭的首辅，与愈发酷烈的党争，正在一点点侵蚀着大明王朝的肌体。
左顺门的血迹被清水反复冲刷，终是淡去了痕迹，但那弥漫在紫禁城空气中的血腥气，却久久不散。嘉靖皇帝以雷霆手段赢得了“大礼议”的最终胜利，也彻底确立了自身不容置疑的权威。曾经声势浩大、以气节相标榜的“护礼派”官员，或死或贬，或缄口不言，朝堂为之一空。权力的真空，急需填补。而皇帝本人，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后，似乎也对日复一日的朝会、奏章感到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