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家了。小张，我们三个今天来个一醉方休。”张建明说：“胡厂长，你陪向厂长喝一杯吧，我得回去一趟，明天我早点来。”胡良达说：“也好，明天早点来，我们三人一齐去办手续。”
向河渠洗完衣服晾到阳台的晒衣绳上，胡良达已弄来了酒菜，两人边喝边聊了起来。胡良达开玩笑地问：“向厂长，钱你拿回去了，答应给我们的不会忘了吧？”向河渠说：“这怎么可能呢，一到帐我会立刻支付，要现钱，要汇款，都由我亲自送来。”
胡良达笑着说：“不给也不要紧啊，又没有什么手续。”向河渠认真地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签一份中介协议书，酬金写上答应的数字，这样你就放心了吧？”胡良达给向河渠斟满了酒，哈哈大笑着：“跟你开个玩笑的，小张早就跟我说过你的人品了，我完全相信你。来，喝！”吃着喝着聊着，不觉喝掉一瓶多二锅头，向河渠觉得有些醉了，不肯再喝，胡良达说：“那就明天中午再喝。”说罢也就走了。
第二天直到九点张建明没来，胡良达也没来，向河渠有些忐忑不安了：怎么搞的，一个不来？于是给胡良达打电话，手机没通，说是不方便接，打宅电，说到厂里去了，让中午打；打张建明的传呼，回电说是正在办，让等一会儿。无可奈何只好等。下午又打了四次传呼，一次没回，打胡家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怎么办？
向河渠回忆着来后的过程，怀疑可能陷入一场骗局：送货没让自己随货同行，昨晚什么手续也没给，今天一天见不到人通不到话；可转头一想又觉得他们也不见得是在骗，因为跃华化工厂自己去过，张建明就是从那儿请来的；早就听说那儿的厂长姓吴，也早就听说想上新项目，不象是在说谎；再说前黄的钱也不一定这么快就会让他们吞没，只要一报警，有事实在也不怕他们赖帐。明天再见不到人，就去报警。
谁知第二天竟是一天的大雨，六点半打电话给胡家，通到是通了，但接电人称胡良达已两天没回家了，打手机、传呼，仍无回音，没办法只好冒雨向公安局走去。青果巷公安局门卫叫找经济侦察科，并指引了路途。从华联过去经吊桥路，到了侦察科，进侦察科前又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仍无回音，只好踏进侦察科大门。
侦察科一个电话打到前黄红旗化工厂，说是三点五吨货款计七点七万元已被提走是票汇，售货单位是跃华化工厂。明明是七十三桶三点六五吨，怎么变成三点五吨，这且不论，又怎么汇到跃华去了？向河渠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侦察科的同志。
接待的同志姓刘，他说：“是不是诈骗现在说不清楚，关键在证据。你报案也得有证据，不能仅凭你嘴说。现在呢，红旗厂已知道我们在查问，按你的说法，这个胡良达与红旗厂关系很好，一定会通知他的。利用这一点找他本人谈谈，说不定事情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再说，但一定要有证据。”
向河渠说：“很难找到他的人啊。”刘同志说：“没关系，我来帮你找。”说罢依据胡良达名片上的宅电号码，查到他的住址为工人新村25幢丙单元401室。刘同志说：“这种人白天难找，还是晚上去比较稳妥，白天再试试电话。”
从侦察科出来再打传呼，张建明回话说在厂里，下午来常州。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因张建明而起，当然得找他，联想到他这几天的表现，实不敢相信他下午真会来常州，于是赶往江阴。
其实他真是胡弄向河渠的，根本没打算去常州，一直坐在麻将台上，却说已派人去找胡老板了，等找的人回来再说。没办法只好在江阴睡了一夜，第二天再来找他。他保证九点到兰陵旅社来相会，并说已知会胡老板一齐来，要向河渠放心，决无欺骗之事。
至于汇到跃华一事，是因胡老板找不到写有开户行和帐号的纸条了，这才汇到跃华的。向河渠听听，好象是真的，但为什么一天多电话都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