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回来难说不是个办法。说只有他才能扭转亏本局面，是你高看他了，也只能尽他所为吧。”说罢就拿过电话，接通了乡总机，报了赵国民所在地邮局名称和他的号码。蒋国钧有些意外，只要不是傻子，谁都知道阮志清在干什么？有什么用意？
“叮呤呤。”电话铃响了，向河渠拿起了电话筒：“国民吗？向河渠。阮支书的调令你为什么不服从？什么?别胡说,你听我说,肝素车间我也没说与你有关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喂，喂，怎么挂啦？”“太不象话了，怎么连你的话也不听，甚至敢挂电话？”蒋国钧愤愤地说，曹厂长也随声附和。
“向会计，你看这事怎么办？”阮志清有些焦急了，因为再让肝素车间这样下去，是不好交代；别人分管的车间都盈利，偏他管的亏本，这跟领导怎么说？还有许家富往哪儿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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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吧，我找他小姨来试试看，他蛮听小姨的话的。”阮志清知道赵国民的小姨是乡宣传干事的妻子，叫向儒芳。见她来厂找过赵国民，相信向河渠说的是真话，不过不怎么相信他真会去做工作。因为对调意味着往他的辖区内掺砂子，意味着将他最得力的干将纳入自己控制的范围内。他再书生气十足，总不会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吧？
其实向河渠早就看出了阮志清的用意，目下他并不真想把国民调回来，要不然也不会用那种口气跟国民说话了。他这个外甥脑筋转起来比他快多了，立即配合着说了那么多话，尽管他没将话告诉他们三个，但从国民怒挂电话这个举动中就不难看出工作相当难做。说要让国民的小姨来做工作，只是个借口，到底该怎么办，他还得跟秦经理商量商量，再作决定。向河渠要叫向儒芳来做工作的法子算个不是法子的法子，不这样做又能怎样？阮志清只好赞成。
向儒芳在沿江毗邻的滨江乡百货商店工作，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回来，向河渠在去找他小姐姐之前先去拜访了秦经理。
秦经理有个相好的叫秦玉兰，也在肝素车间工作，因而对肝素车间的事颇有耳闻，可又不便干预；听向河渠将情况一说，就问他本意如何？向河渠说：“肝素车间弄到这种地步是预料中的事情。用许家富当主任，从内举不避亲的角度上说，原本无可厚非，但要严加管束，公私分明，并督促上进，不让养成以势为非的毛病；可是阮志清为宠络人心，总是一味姑容，以至走上斜路。为此薛晓琴几次指出无效后就决定不干了。事情发生在八一年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我知道以后赶到临城，费了好多唇舌，才答应来应付差事。自那以后一直这样，连小阮都听到了消息。”
“那你为什么不及时来告诉我？”“一来其中的猫腻只是耳闻，并没有真凭实据，跟你来说什么？二来我从不习惯在领导面前说三道四的，有本事自己去抗争，没本事就隐忍不发；三来我也不信阮志清会糊涂到同许家富去分那个加水的钱，即使人家说的是真的，那也多是许家富借他的名。”
秦经理想了想说：“你的背后不论他人非是个好品德，但也要分什么非，象这类对企业有严重危害你又抗争不了的事还是应当说的，这跟背后打小报告不一样啊。”
“经理，该怎么跟你说呢？老阮清除向明和我的行为使我心冷。别看现在轰轰烈烈的，一旦国际上的疯牛病的风波涉及到激素方面，消耗的质和量势必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到那时我们的产品质量能不能合乎要求，还很难说，数量绝对会减少，那冲击会小得了吗？我们应当及早做好准备。可是跟他或明或暗的说过好几回了，结果怎样？说烦了，竟要驱逐我滚蛋，我还能说吗？而今肝素事发了，又来搞这一箭双雕的玩意儿，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问我，我也来问问你，如果阮志清硬调，你有什么办法？他跟你商量，也是在顾你的面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