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沈清猗过得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白日里，她强迫自己静坐于书桌前，对着那张真定城与晋王府的地图，反复“回忆”地宫的细节，补充上诸如“某处甬道拐角有湿滑青苔，似有渗水”、“丹房西南角有铁铸通风口，约碗口大小，时有药烟逸出”之类看似琐碎、但或许对工兵营探查有用的信息。她写得极为认真细致，甚至将记忆中地宫空气的浑浊程度、不同区域温度的细微差异、以及守卫巡逻时脚步的回声特点都尽可能描述出来。
而到了夜晚，当“听竹轩”内只剩她一人，油灯如豆，映着窗外森寒的夜色时，她才敢真正面对那本陈宦官留下的、记录着“锁魂引”推演的小册子，以及何太监口中那骇人听闻的《瘟神散典》。
陈宦官的小册子，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显示其在药理学和毒理上的深厚造诣。他将“锁魂引”的药性归为“引动肝风，扰动心火，兼以奇毒入髓，乱其神明”，并从《瘟神散典》中摘录了几段关于“地煞侵体，疫气入心”的描述，试图与“锁魂引”服用后的狂躁、力大、神智错乱等症候相互印证。他甚至大胆推测，若能找到“锁魂引”中激发人体潜藏“煞气”（他理解为某种极端情绪或生命能量）的关键成分，或许能逆向推导出《瘟神散典》中“引煞为瘟”的部分原理，从而实现对“疫气”的某种程度的“引导”或“激发”。
这种将瘟疫与精神控制类药物强行联系、试图互相印证的做法，在沈清猗看来，既荒谬又危险，充满了想当然的臆测。但她不得不承认，陈宦官（或者说他背后的研究）在毒理和某些偏门药材的结合应用上，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对“锁魂草”这种奇毒的理解，远超金花婆婆那种粗放的、以活人为引的邪法。
然而，真正让沈清猗感到刺骨冰寒的，并非这牵强附会的联系，而是在反复翻阅、琢磨那本小册子以及回忆何太监展示的《瘟神散典》内容时，她发现的一处极其隐秘、却又可能至关重要的矛盾与缺失。
这矛盾，始于一段被陈宦官重点圈出、反复推敲的记载。在《瘟神散典》的某一页（沈清猗记得那页的图案是几种扭曲纠缠的藤蔓状植物，旁边标注着采集时辰和炮制口诀），旁边有一行用极淡墨迹、以另一种更为古朴字体写下的批注。那批注的字迹，与正文截然不同，略显潦草，似乎是在极度震惊或匆忙中写下的。沈清猗当时惊鸿一瞥，只勉强认出其中几个断续的字眼：“此法逆天有伤天和人瘟不可”
当时何太监讲解的重点在于那些藤蔓植物可能是炼制“瘟种”的辅药，并未在意这行小字批注。而陈宦官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对这段批注也只字未提。但沈清猗却牢牢记住了“人瘟”二字。
“瘟”，泛指瘟疫、疫病。但“人瘟”这个词，在她有限的阅读和父亲偶尔的提及中，似乎有着更特殊、更可怕的含义。那并非单纯的天灾时疫，而是特指通过人为手段，刻意制造、散播的、针对特定人群的恶性瘟疫！是邪术中最禁忌、最遭天谴的一种！
《瘟神散典》中记载的，是“引动地气煞毒，散播疫疠”，听起来像是利用自然界的“煞气”和特殊药材制造瘟疫，虽然邪恶，但尚有“借助自然之力”的幌子。而“人瘟”，则明确指向“人为制造”，而且很可能是以“人”本身为材料或媒介的瘟疫！这两者，在邪恶程度上，或许有天壤之别！
沈清猗的心猛地揪紧了。她回想起《瘟神散典》那本书的厚度，以及何太监展示时快速翻过的书页。那本书显然不全，许多地方有撕毁或虫蛀的痕迹，章节之间也有断裂。尤其是最后的部分，似乎缺失了相当重要的内容。当时何太监语焉不详，只说“年代久远，残缺难免”。
现在想来，那缺失的部分，会不会就是关于“人瘟”的记载？那行古旧的批注，是否是更早的阅读者，在发现“人瘟”之法的可怕后，留下的警告？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