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纸推过去，迪米特里的笔尖在“国库收支”四个字下画了道线：“那《希腊新青年》呢？”
“给年轻人看的。”康斯坦丁想起今早雅典大学操场上的学生，“登他们的文章，骂贵族也好，写发明构想也罢。工程系学生改的风车抽水机，画成图印上去；历史系学生写的东罗马故事，配点插画。再让老兵写回忆录——告诉他们，当年为独立打仗，现在为改革奋斗，是一回事。”
迪米特里突然笑了：“上周有个学生给我递过稿子，说‘贵族的粮仓比教堂还大，佃农的孩子却在啃树皮’，这话够劲，能登吗？”
“怎么不能？”康斯坦丁往椅背上靠了靠，“但得加个按语，告诉读者‘这不是个别现象’——附上财政部统计的贵族土地占比表。用事实撑着，才叫发声，不然成了瞎骂。”
窗外传来马车轱辘声，是外交部的信使从港口回来。康斯坦丁起身时，看见卫兵正把新到的报纸往公告栏上贴伦敦《泰晤士报》的译文，头版印着“希腊革命暂获稳定”。
“看见没？”他朝窗外抬了抬下巴，
“外人都在看我们怎么稳住局面。这两家媒体就是定音的。《理想报》让老百姓信改革，《希腊新青年》让年轻人敢往前冲。等下周创刊号出来，你就知道，笔杆子有时候比枪杆子管用。”
迪米特里把记满字的纸折好：“我这就去安排排版。《理想报》的报头用不用加个国徽？”
“不用。”康斯坦丁走到门口时回头，“就写‘理想’，下面加一行小字‘为希腊人说真话’。至于《希腊新青年》，让艺术系学生画个封面——就画个举着书本的年轻人，背后是帕特农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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