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顶。这是村里的图书室，是小周导演走后，我们拿他给的劳务费建的。还有这些，”她翻出孩子们写的信，“孩子们都想小周导演，问他什么时候再去。”
陆云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眼眶发热。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赵春梅说，“能不能让小周导演再去一趟？拍个续集，就拍我们村这半年的变化。让那些人看看，我们不是只会卖惨，我们在努力。”
周子昂听到这个消息时，哭得像个孩子。他当即收拾设备，第二天就跟着赵春梅回了村子。这次夏知微也去了，还带了一个小型拍摄团队。
他们在村里待了一周。拍新教室的落成仪式，拍图书室里孩子们读书的样子，拍老人们学用智能手机跟在外打工的子女视频。也拍依然存在的问题——年轻老师留不住，医疗条件还是差，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没人疏导。
素材传回北京，秦朗带着剪辑师连夜赶工。一部四十分钟的纪录片《默河·新生》上线了，免费发布在视频网站上。
片子开头就打出字幕：“回应所有质疑”。然后镜头从一年前的破败校舍，慢慢摇到如今的新教学楼。赵春梅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怕被人看见穷，怕的是被人看见了，却没人伸手。”
片子最后，那个聋哑女孩用手语说：“我想当老师，教像我一样的孩子。”字幕翻译出来时，很多观众哭了。
舆论反转了。之前骂周子昂的大v悄悄删了微博，几家官媒转发了纪录片，标题是：“记录真实，是为了改变真实”。
新浪潮那边暂时没了动静。但夏知微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两周后，《哑光》续集的筹备会上，秦朗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
“投资方撤了，”他放下手机，“说题材敏感，风险太大。”
“哪家？”陆云问。
“三家都撤了。理由都一样——‘政策风险’。”秦朗冷笑，“肯定是新浪潮打了招呼。”
《哑光》续集讲的是地下乐队成名后的故事，确实涉及行业黑幕、资本操控，比第一部更尖锐。没有投资，这片子就拍不成。
夏知微翻着李泽宇给的文件袋，忽然停在一页上：“秦导，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不找传统的影视投资，找品牌合作。”
“什么品牌会投这种片子？”
“独立音乐设备品牌、潮牌、甚至酒品牌。”夏知微眼睛亮了，“《哑光》第一部在年轻人里口碑很好，续集可以做成‘青年文化品牌联名’。我们不卖版权，卖的是文化影响力。”
这个想法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夏知微开始四处拜访品牌方。大部分都婉拒了，直到她见到一个国产吉他品牌的老板。
老板姓方，四十多岁，曾经也是个摇滚青年，后来做实业发了家。他看完《哑光》，当场拍板：“我投！但有个条件——电影里用的吉他必须是我们品牌的。”
“还有，”方老板补充，“我要真实的植入。不要那种硬邦邦的广告，要剧情合理。比如主角的吉他坏了，修的时候特写我们的logo；比如他们穷得吃不起饭，但抱着吉他说‘这个不能卖’。”
夏知微笑了：“方总，您这比我们还懂电影。”
“因为我也穷过，”方老板点了根烟，“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组乐队，最惨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馒头。但我那把吉他，真没卖。现在我有钱了，就想支持还有这种傻劲儿的年轻人。”
靠着方老板的投资，再加上几个小众潮牌的赞助，《哑光》续集勉强凑够了启动资金。开机前夜，夏知微在微博发了张照片——剧本封面，上面写着：《哑光2：声嚣》。
配文：“也许声音很小，但总要有人喊出来。”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五万次。维尔在下面评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