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
第二个信号更隐晦，但更危险。
秦朗的好莱坞项目《算法末世》重新启动后，美方派来了新的制片人——一个叫凯瑟琳·李的韩裔女人，四十多岁，在好莱坞以“能把难搞的导演治得服服帖帖”闻名。
第一次剧本会，凯瑟琳就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角色的：“这个程序员父亲的遭遇太悲惨了，观众会不适。”“揭露系统腐败的段落太直接，应该更隐喻。”“最好加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系统最终被修复，正义得到伸张。”
秦朗耐着性子解释：“凯瑟琳，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系统无法从内部修复’。如果加光明的尾巴，就背叛了主题。”
“但观众需要希望。”凯瑟琳微笑，“尤其是国际观众。他们不想看两个小时的绝望。”
“那真实呢？真实往往就是绝望的。”
“电影不是新闻，秦导。”凯瑟琳收起笑容，“我们是讲故事的人，不是检察官。如果你坚持要保留这些阴暗面，投资方可能会重新考虑项目的商业前景。”
会后，秦朗在酒店房间喝闷酒。夏知微打来视频时，他眼睛已经红了。
“他们想阉割这个故事。”他对着屏幕说，“把锋利的刀，磨成玩具。”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秦朗摇头，“我需要这笔钱。《算法末世》的预算，够我拍五部独立电影。而且这是我进入好莱坞主流的机会。”
夏知微沉默。她懂这种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坚持和妥协之间。每一个创作者都要面对这个永恒的命题。
“先拖着。”她说，“同时准备b计划。如果好莱坞的路走不通，我们回来自己拍。”
“自己拍？哪来的钱？”
“总会有办法的。”
第三个信号最直接，也最诡异。
一个周三下午，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出现在晚云工坊门口，说要见夏知微。前台看他形迹可疑，本想拒绝，但男人说：“告诉她，我叫马小明，是她父亲案件的证人。”
夏知微在会客室见到他时，男人摘掉口罩，露出一张普通但紧张的脸。五十岁左右，眼袋很深，手一直在抖。
“夏小姐，我是你父亲当年的同事。”他声音沙哑，“厂里财务科的出纳，马小明。”
夏知微心里一震。父亲日记里提过这个名字——马小明，那个因为害怕而做了伪证的年轻人。
“您找我什么事？”
马小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这里面，是当年真正的账本复印件。王振华让我们做的那套假账，还有真账的备份，都在里面。”
夏知微接过纸袋，手在抖。二十年来，她等的不就是这个吗？
“但有个条件。”马小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要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现金。”马小明不敢看她的眼睛，“我儿子在国外读书，需要钱。我老婆病了，也需要钱。这笔钱，是我应得的——我为这个秘密，担惊受怕了二十年。”
夏知微盯着他：“您当年做伪证，害我父亲入狱。现在又要拿证据换钱？”
“我没办法！”马小明突然激动起来，“当年王振华威胁我，不做伪证就让我全家活不下去！现在他倒台了，我才能站出来。但这证据这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夏小姐，你拍电影能赚大钱，五百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能救我全家。”
道德困境像一张网，把夏知微困住了。给钱，等于认可了“真相可以买卖”；不给钱，可能永远无法拿到完整证据。
“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天。”马小明站起来，“三天后，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证据卖给愿意出价的人。蓝海虽然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