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4年，3月15日，清晨六点，第七区。
天还没亮透。
不是阴天，是北方的春天就这样——天亮得晚。六点钟，天边才刚刚泛起鱼肚白，像有人用毛笔蘸了淡淡的墨，在天际线那儿轻轻抹了一笔。
老科瓦已经醒了四十分钟。
他躺在荣军院的板房里，睁着眼，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左臂断口处有点痒——老伤，天要下雨。窗外没有雨，但他知道，快了。那痒比天气预报还准。
隔壁床的安德烈在打鼾，呼噜声像生锈的锯子锯木头。他的腿没了，但鼾声还在，中气十足。再隔壁的叶戈尔床空着——他昨晚值夜，现在应该在院门口坐着，用那双看不见的耳朵，替大家守着。
老科瓦坐起来。
穿衣服。用独臂，但动作很快。三十多年了，早就习惯了。先穿左边，把袖管搭在断口上，再用右手把右边的袖子套上，然后系扣子。从上往下，一粒一粒。系到最下面那粒时，手顿了一下——扣子松了，快掉了。
得找周老板买几个扣子。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安德烈还在睡。呼噜声震天。
他轻轻带上门。
院子里，天还是灰蒙蒙的。甜菜地已经翻了土，种子下地半个月了，嫩芽刚冒出头，细细的，绿绿的，在晨风里轻轻晃。他蹲在田埂边，用手摸了摸土。土是湿的，昨晚有人浇过水。他知道是谁——米哈伊尔，那个手被炸掉三根手指的年轻人。他每晚睡前都要来浇一遍，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捏着水瓢，一勺一勺，浇得很慢，但每一棵苗的位置他都记得。
老科瓦站起来，走出荣军院。
街上已经有人了。
不是那种战时的匆忙，是另一种节奏——慢的，散的，带着点睡意的。早点摊的炉子生起来了，白烟从铁皮烟囱里冒出来，在冷空气中散开，带着煤烟味和面香。卖豆浆的老吴头正在往碗里舀糖，一勺，两勺，三勺——老主顾的口味他都记得，谁要甜，谁要淡，谁要多加一勺不要钱。
“科瓦叔！”老吴头看见他，招手，“来碗豆浆？”
老科瓦走过去，在摊子前的小马扎上坐下。
“来一碗。少糖。”
老吴头麻利地舀了一碗，端过来。碗是粗瓷的，边上有两个豁口，但洗得干干净净。豆浆冒着热气，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
老科瓦用独臂端起碗，吹了吹，喝了一口。
烫。
但香。
“今天人多？”他问。
老吴头擦着桌子，咧嘴笑了：“多。比昨天还多。你看那边——”
他用抹布指了指街那头。
老科瓦顺着看过去。
街那头，一个卖菜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白菜，萝卜，土豆，还有几把蔫蔫的菠菜。摊主是个中年妇女，正在往菜上洒水，让它们看着新鲜点。旁边蹲着几个挑菜的人，有老太太，有年轻媳妇，有抱着孩子的男人。他们挑得很慢，把菜拿起来看看，放下，又拿起另一棵，比较着，掂量着。
“以前打仗那会儿，”老吴头说，“哪有这个心思。有东西就抢，抢到就跑。现在……”
他没说完。
但老科瓦懂。
现在，可以挑了。
可以慢下来了。
他喝完豆浆，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放在桌上。
“走了。”
“慢走啊科瓦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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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第七区杂货店。
周老板正在卸门板。
门板是木板拼的，一共六块，每天早晨卸下来，晚上再装上。他干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都能卸。但今天卸到第三块时，手停了。
门板上贴着张纸条。
他凑近看。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写的：
“周老板，扣子三个。晚上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