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幸，姥姥不但挺过了这个年，还迎来了2009的春天。
刘红梅功不可没，庄颜再见她时，她的脸瘦得脱了相，眉尾的脂肪像是被日夜不休的劳碌一点点抽走了，只剩一层薄薄的皮，细细垮垮地垂下来。
三月下旬，天气渐暖，风里终于褪了刀子似的寒气，裹上一层潮润的暖意。柳条抽出鹅黄的嫩芽，怯生生地在风里晃；路边的玉兰等不及长叶，先憋出一树白嘟嘟的花苞，有几朵急性子的，已经半开了口。田埂上的草色远远望去，笼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青。可宋家人没一个有空抬眼看看这些——日子不知怎么，过了年反而比年前更忙，忙得连喘气的空当都匀不出来。
去北京的人年后抬脚就去了北京，两个年轻人，被各自单位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抽得精光，丁点儿精力都不剩。孩子自从冬天那场低烧之后，身体就像没彻底修好的钟，走着走着就出岔子。咳嗽断断续续，药吃了好几轮，总觉得去不了根；稍一疏忽，嗓子又痒起来。不是上火鼻子不通气，就是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宋明宇每天下班前十分钟总会接到妻子催促他回家把孩子从保姆手中接过的电话，冯姨也越来越焦虑，孩子一哭她就紧张，生怕主家觉得她照顾不周。庄颜更是两头熬——白天在单位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来接过孩子，又是一场硬仗。半夜孩子一哼唧，她比闹钟还灵，弹簧似的坐起来。偶尔夫妻俩终于把孩子哄睡了，肩并肩靠在枕头上，灯也不开，就那么瘫着，不知道谁先开口说了一句“真累啊”，另一个就跟着叹气。
到底为什么这么累呢？两个人中间不就添了一个人么——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小东西，软塌塌的一团，吃和睡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可偏偏就是这团软塌塌的小东西，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不动声色地把两个人的时间、力气、耐心，一滴不剩地全吸走了。
这天上午十点多，庄颜刚从抢救室出来，手里还捏着一份没写完的病历。她想着趁这会儿工夫去主任办公室，把上周那个心梗病人的转院手续签了。
走廊里人来人往，她侧身让过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工，正要抬手敲门——
门开了。
刘红梅从主任办公室里走出来。
两个人打了个照面，距离近得能看清彼此眼角的细纹。庄颜愣了一下，下意识叫了声“妈”，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意外。刘红梅倒是神色如常，点点头，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又收回来，多停了一秒。
主任从里面探出头，看见庄颜，笑了一下：“小庄，正好，你妈刚跟我说你的事呢。”
三个人就这么站在走廊里，互相看了一眼。刘红梅和主任的眼神里都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而看向庄颜的目光，意味深长——像是在说“我们替你安排好了”，又像是在说“你回去等着吧”。
庄颜没来得及问，刘红梅已经抬脚走了，低跟鞋敲在地砖上，笃笃笃，节奏分明，不容置疑。
又过了几天，刘红梅给她打了个电话。
“颜颜，下午有空的话，到后面体检中心来一趟。”
庄颜握着手机，愣了一下。说实话，她嫁进宋家这么久，从来没往后面体检中心跑过。不是没机会，是总觉得有点避嫌的意思——婆婆在那儿当主任，她一个儿媳妇没事往那儿跑，算怎么回事？单位里那些嘴，她不是没听过。
“好，”她说，“我下午交完班过去。”
下午三点半，她穿过行政楼那条长长的走廊，推开了体检中心的门。
刘红梅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摞文件，一个白瓷茶杯，旁边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
“坐。”刘红梅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开门见山，“叫你来，是跟你说个事儿。”
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语气平淡，像是在汇报工作：“我跟医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