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美得不真实的星空；他在越南的港口染过疟疾，高烧四十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闷热的船舱里；他攒下过十二万——对一个曾经只有两百块钱的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然后又一次在澳门的赌场里，一夜归零。
“最后一次出海是2007年2月。”胡道义说，“船走的是马六甲海峡到亚丁湾那条线。你知道那段海域吗？”
李耀辉点点头。他听说过——那个连接印度洋和红海的狭窄水道，这些年越来越不太平。
“不是海盗。”胡道义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是天气。七级风，浪高超过十米，船像片枯叶被抛来抛去。凌晨三点，货舱进水了。”
他的叙述依然平淡，但听的人心惊胆战：
警报凄厉地响彻全船；菲律宾籍的水手在祈祷舱里跪成一排，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哭喊着；船长命令所有人穿上救生衣，到甲板集合；海浪像黑色的墙壁一样扑过来，甲板倾斜到几乎站不住人。
“我在轮机室帮忙排水。”胡道义说，“水已经淹到腰。柴油机的轰鸣声里，能听见船体钢板被挤压发出的呻吟——那种声音，像巨兽在啃骨头。”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投向远处的山峦，又收回来。
“后来呢？”
“后来水控制住了。我们在海上漂了两天，等救援船。”胡道义说，“那两天，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忽然觉得很可笑。我这么拼命，攒钱，输光，再攒，再输，到底为了什么？如果那天船真的沉了，我这辈子算什么？”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点点洗不掉的油污痕迹的手——即使出家了，有些印记也去不掉。
“亚丁湾的阳光很毒。”他继续说，声音更轻了，“救援船来的时候，我抬头看天，觉得那太阳白得刺眼，把一切都照得无处遁形。我的恐惧，我的不甘，我这么多年攒下的那点可怜的‘本事’——在真正的大海面前，什么都不是。”
李耀辉沉默着。他能想象那个画面：一艘半沉的货船，一群筋疲力尽的人，还有那个三十岁不到、却已经历尽沧桑的湖南青年，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穿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徒劳。
下船后，他没有再签新合同。揣着最后的一万块钱，在大连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到千山脚下，看见这座寺庙，就进来了。
“那天是观音诞。”他说，“庙里在做法事，很多香客。我站在殿外听他们诵经，听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住持出来，看了我一眼，问我要不要吃斋饭。”
胡道义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僧袍的袖口上，那里有一小块补丁，针脚细密。
“我就留下了。”他最后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累了。”
李耀辉感到胸口一阵闷痛。他想像那个画面：一个三十岁出头、身心俱疲的男人，站在香客往来的人群外，听着陌生的经文，忽然决定就此停下。
“道义，”他低声说，“……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好吗？”
“很好。”胡道义说，语气是真正的平静，“早上四点起，做早课，扫地，诵经，吃斋，晚上九点睡。很规律。”
“但是……”
“没有但是。”胡道义打断他，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李耀辉深吸一口气，不再说话，他挨在他身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僧人的缘故，挨着他让他觉得很安心，两人即使不说话，就这么挨着一起望远山，也好像在不停的说话。
“你，看起来，过的很好。整个人，很亮堂。”胡道义说。
“我，按部就班，当医生，过日子罢了。”他说得很简略，刻意的简略。“平平淡淡，就这样。”
胡道义点点头，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