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肯定对方，这是辩论的技巧，也显得自己大度。
“然则，”李斯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和，“治国理政，除固守根本之外，亦需审时度势，因事损益。博士所忧栎阳之事，斯近日亦有所关注，并调阅相关文书图册。窃以为，其间或有误解，博士所斥之‘三害’，或可商榷。”
“哦？李尚书有何高见？”淳于越微微侧身，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其一，所谓‘重利轻义，引民弃农’。”李斯不疾不徐，“栎阳匠役薪酬稍高，乃因其劳作艰辛，技艺要求亦高，且所产皆为北境急需之军械。此非常时期之非常举措，旨在激励匠人竭尽全力，保障军需。且据斯所知，栎阳郡守已着手协调农工，如组织匠役帮工、试行工程分包等，力求不误农时。至于‘引民弃农’，关中沃野千里，农人世代安居，岂会因一时较高工酬便尽弃田亩？博士未免过虑了。昔年商君亦奖耕战，赏罚分明，何尝不是以‘利’导民？关键在此‘利’是否合乎国家大利。今北境军情紧急，军工生产乃国家存亡所系，以此‘利’激励匠人，使其造出更多精良军械，减少前线将士伤亡，此‘利’岂非大义？”
他将秦战的高薪酬解释为“战时激励”，并与商鞅的“赏罚分明”联系起来，巧妙地化解了“重利轻义”的指责，并将其导向“国家大义”。
“其二，所谓‘擅权僭越，坏我法度’。”李斯继续道，“栎阳所行‘流水分工’、‘标准度量’等法，细察其文，其核心仍在‘保质、增效’四字，并未逾越《秦律·工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及‘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之根本精神。不过是将律法精神，结合实际工务，加以细化、深化而已。此非僭越，实乃‘因时损益’、‘补充细化’。正如《韩非子》所言：‘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若死守旧条文而不知变通，如何应对北境突变之军情？且栎阳诸般章程，皆已报备将作监及尚书台，绝非私相授受。斯以为，此非坏法，恰是护法、用法之体现。”
他引用法家经典《韩非子》，强调法律的与时俱进，并将秦战的“新规”定义为对旧法的“补充细化”和“实际应用”，一下子拔高了其合法性。
“其三，所谓‘鼓吹奇技，坏人心术’。”李斯看向淳于越，目光坦然，“博士所言‘格物学堂’，所授杠杆、水火、金石之理，看似奇巧，然其目的，并非鼓吹机巧，而是让匠人、乃至孩童，明白器物运作之‘所以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能精益求精，改进工艺。此与圣贤所言‘格物致知’，岂无相通之处？且学堂亦授忠义、律法，岂是只教奇技？至于将其比作‘墨家余孽’，更是无稽。墨家主张‘非攻’‘兼爱’，栎阳所造皆为攻战守御之器，所图乃是强兵以卫国土，与墨家何干？若因探究物性之理便是墨家，那我辈研习律法、兵书、农政，又当归于何家？”
他巧妙地将“格物”与儒家“格物致知”联系起来，淡化了其“奇技淫巧”的色彩，并强调其最终目的是“强兵卫国”，与墨家划清界限。
李斯说完，向御座再躬：“陛下，臣以为，栎阳之事，虽有争议，然其心可察，其效可见。其所行诸法，核心在于‘以非常之法，应非常之事’，一切皆为保障北境军需，稳固国家边防。其间或有粗疏急迫之处，然方向未错，实效已显。当此国难之际，正当用人之时，岂可因噎废食，因些许争议而废能臣、断良策？故臣恳请陛下，明鉴万里，对栎阳之事，宜导不宜堵，宜察不宜废。可令其将所行新法，整理成文，报于朝廷，由有司详加审议，合乎法度者留，不合者改，使其既能继续为北境效力，又不致偏离国家法度纲常。”
这一番话，逻辑清晰，引经据典，既回应了淳于越的指控，又为秦战和栎阳模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