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有人毕生难忘的公开处刑。
每当一个议题演讲结束，进入提问环节，会场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在钱副局长既恐惧又“期待”的目光中，赵禹的手都会准时举起。
“关于校园‘无现金’支付系统，我想请问，当学生的每一笔消费，甚至买一瓶水、一支笔的数据都被完整记录和分析后，系统会不会根据消费习惯给学生打上‘贫穷’或‘富裕’的隐性标签？这种基于消费能力的数据鸿沟，会不会加剧校园内的攀比和歧视？”
“关于引入‘ai心理咨询师’的提案，我完全赞同用技术辅助心理健康工作。但如果一个学生向ai倾诉了自己有自杀念头，这个信息是会被严格保密，还是会触发最高级别的警报，瞬间通知他所有的老师和家长？这种‘保护’，会不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
一个又一个问题，像一把把精准的手术刀，将那些被华丽辞藻包裹的商业项目，一层层剥开，露出底下冰冷、残酷，甚至毫无人性的商业逻辑。
钱副局长从一开始的试图辩解，到后来的敷衍搪塞，再到最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
每当赵禹站起来，他就面如死灰地挥挥手，说一句：“问题很好，我们记下了。”
整个会场的气氛，从紧张，到荒诞，最后演变成一种近乎滑稽的默契。
赵禹提问，钱副局长记录。仿佛这不是一场全市的教育研讨会，而是赵禹一个人的新闻发布会。
终于，在赵禹第七次举手之前，钱副局长“啪”地一声合上了面前的文件夹。
他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今天的研讨，我看就先到这里吧！”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变形，但脸上却硬生生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有价值，也引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说明我们这次研讨会是成功的，是富有成效的！”
他用空洞的词汇给自己找着台阶。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散会！”
说完，他抓起自己的水杯和文件，头也不回地朝主席台侧门走去。他的步伐很快，背影里写满了仓皇。
那几位一直缩着脖子的“专家”，也如同得到了特赦令，一个个如鸟兽散，紧跟着领导的步伐，匆匆离开了会场，生怕被那个年轻人再抓住问点什么。
一场原本应该持续到傍晚的研讨会，在下午三点，就以这样一种堪称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