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能力去跟那个羞辱他的少年一决高下，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拥有着远大志向和宽广胸怀，所以才根本不屑于在这种小事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假如当时韩信选择了“闻谤而怒”并且拔出佩剑与之对抗，那后果恐怕不仅仅是给自己招惹一堆麻烦或者吃上几场官司这么简单，说不定连他未来封王拜相的大好前程都会因此毁于一旦，这不正好让那些一直想看他笑话、巴不得他倒霉的人如愿以偿吗？
反之，观历代庙堂之上，多少权臣因一纸弹劾便方寸大乱，急于辩解，四处攻讦，结果非但未能洗刷污名，反而在党同伐异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将更多潜在的“谗言”吸引至身边，终致身败名裂。此即“囮”之效应——自身的怒气，成了诱使更多诽谤之鸟自投罗网的那只“媒鸟”。真正的强者，如《中庸》所言，“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其人格的笃定本身，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继而论“见誉而喜”为何沦为“佞之媒”。喜悦，本是天然之情，然若对赞誉缺乏审视，则喜悦便会蒙蔽理智，为谄媚者洞开方便之门。当一个人沉浸于他人的赞美时，其判断力便会悄然松弛，其情感的天平便会不自觉地向唱颂歌者倾斜。这便如同向群臣昭示：投我所好者，将得我之欢心。于是，真正的诤友可能因直言而疏远，巧言的佞人则如蝇聚膻。齐威王能重赏直言其过失的即墨大夫，烹杀厚贿左右以求誉的阿大夫，由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此正反两面，皆昭示着一个道理：上位者一旦流露出对声誉的过度渴求与喜好，便如同在精神世界的周围，布下了专捕谄媚之鱼的香饵。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对个人而言，那种不择对象、不辨真伪的“见誉而喜”，正是精神上的“细腰之好”与“剑客之癖”，其危害不言而喻。
然则，当如何自处？绝非是教人成为无喜怒之草木，而是倡导一种更为高级的情感智慧——“不动心”。此心之“不动”，非死寂之漠然，乃是如明镜止水，物来则照，物去则空，不滞于情，不累于物。闻谤时，当效法富弼之“吞却”工夫，曰“骂者自骂，吾耳若无”，更进而自省：“果有之，则当改；若无之，则是我之行事或易致疑，亦当自勉。”见誉时，则当如曾子之“三省吾身”，审慎衡量赞誉是否合乎实际，是出于至公还是别有所图，并以此作为砥砺德行的镜鉴，而非自我陶醉的醇酒。这是一种主动的、清醒的内心修炼，旨在建立起不随外境流转的内在评价体系。其根基，在于对自我价值的深刻认知与坚定信念。
身处信息纷杂、众声喧哗之当代，毁誉之事更甚于古。网络之上，谣言可瞬息传千里；社交之圈，虚誉亦常如泡沫翻涌。若不能涵养“闻谤不怒，见誉不喜”之定力，则极易沦为情绪与舆论的奴隶，或在无端的攻击中耗尽心力，或在虚伪的赞美中迷失方向。唯有回归内心，筑起精神的城郭，方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既不被恶意的诽谤之浪所掀翻，亦不为浮华的赞誉之舟所承载，从而真正主宰自己的生命航向，抵达人格的成熟与生命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