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接管这片土地，农业机械化的齿轮便开始转动——铁犁取代了木犁，翻地时再也不用弯腰弓背；
水车带动的脱粒机让丰收的谷物堆成了小山，金黄的麦穗压弯了枝头；
四田制的推行让土地不再贫瘠，先进的肥料更是让麦田像铺了层黄金，风吹过，掀起层层浪。
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平民百姓的餐桌上再也不会空荡，养活三五个孩子成了寻常事。加上政府新建的诊所里，医生们用煮沸的器械接生，婴儿死亡率像被剪断的线，一路降到了历史最低。
于是，赞赞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婴儿潮。无论是城市的石板路上，还是乡村的泥土地里，总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像无数颗饱满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发出破土而出的声响，清脆又充满生机。
经过这一切，亚历山大亲手将一夫多妻制写入了赞赞的法律条文。他深谙宣传的力量，便借着“昭昭天命”的名义，在街头巷尾的布告栏、乡村市集的喇叭里，一遍遍宣扬着一种狂热的理念——男人拥有越多妻子，生育越多阿哈德尼亚孩子，就越是对国家忠诚的体现。
渐渐地，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煽动下，民众眼中的“爱国义务”变了味，仿佛谁家的孩子数量多，谁家的门楣就更光彩，连邻里闲聊时，都少不了攀比一句“你家小子又添了个娃？真是为国家做贡献啊”。
亚历山大坐在书房里，指尖敲着桌面，发出规律的轻响，心里却清醒得很。他知道，随着新生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正悄悄逼近——教师资源眼看就要耗尽了。
总不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是睁眼瞎，更不能让他们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想到这里，他拿起羽毛笔，在羊皮纸上重重划了几道，决定对赞赞教育部动一次大手术。
他签署的新法律里，第一条就是统一全国课程。
从最北边的荒原村落，到最南边的港口小镇，孩子们学的生字、背的算术表，都得一模一样，像用模子刻出来的。紧接着，他又下了道命令：
凡是愿意来当老师的，不仅免三年赋税，每月还能多领一袋面粉。这政策一出来，果然有不少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动了心，像闻到花蜜的蜜蜂一样涌了过来。
大约三年后，效果慢慢显了出来。走在赞赞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个卖菜的妇人，她都能给你算清几斤几两的价钱，分毫不差；连村口放牛的小孩，都能背出二十以内的乘法表，声音清脆得像风铃。
亚历山大看着这份成绩单，却没停下脚步——他打算从这些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里，再培养出下一代的教师。毕竟，教育这事儿，得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
接下来，他开始琢磨青少年的三阶段教育。小学阶段最基础，孩子们得先把阿哈德尼亚语的字母认全，像认识自己的手指一样熟练；
算术从一加一学起，用小石子在地上摆，算对了就奖励颗糖；
科学课先认识身边的花草树木，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会飞，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
历史课就从赞赞的开国故事讲起，再穿插着教他们要爱护国家、尊敬长辈这些公民责任。
每天早上，教室里都会响起整齐的朗读声，像一群小麻雀在练习歌唱，叽叽喳喳，充满活力。
等孩子们升入中学，课程就开始按性别分开了。男生们的课表上，多了体育训练和军事课程——这可是亚历山大根据自己前世学过的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项目改编的，跑圈、俯卧撑是家常便饭，偶尔还要模拟野外行军，背着帆布包在操场上走正步，汗水浸湿了衣衫也不能停。
教官都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老兵，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快点！磨磨蹭蹭的像群小母鸡！”的吼声每天都在操场上回荡，激得男孩们咬着牙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