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鲁史》修成的，若以日月为褒眨，假如某事当书月，那《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能奔走列国访其日与月呢？若谓以名号为褒贬，假令某人在所褒，那旧史但着其名；某人在所贬，旧史但着其号：圣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访其名与号呢？《春秋》有达例，有特笔：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名称刚从其名称，以及盟则书盟，会则书会之类，皆本旧史，无所加损，此为达例；其或史之所无圣人笔之以示义，史之所有圣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即特笔。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旧文；加‘王’者，是圣人之特笔。晋侯召王，事见先儒之传，而圣人书之曰‘狩于河阳’，所以存天下之防；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而圣人书之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絷，而曰‘卫侯之兄絷’；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僭号，书之曰‘子’；他如纠不书‘齐’，而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书‘卫人’；立王子朝而书‘尹氏’：凡此之类，皆圣人特笔。故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学者观《春秋》，必知孰为达例，孰为特笔，自能得其大义。总之：《春秋》一书，圣人光明正大。不过直节其事，善的恶的，莫不了然自见。至于救世之心，却是此书大旨。妹子妄论，不知是否？尚求指示。”
亭亭闻言，说道：“姐姐所论，深得《春秋》之旨，妹子惟有拜服。还有一事，意欲请示，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赐教？”
唐闺臣道：“姐姐请道其详。”
亭亭说道：“吾闻古《礼》自遭秦始皇下令火焚，今所存的惟《周礼》、《仪礼》、《礼记》，世人呼作‘三礼’。若以古《礼》而论，莫古于此。但是汉朝、晋朝至今，历朝以来，莫不各撰礼制。还是各创新礼？还是都本旧典？至三礼诸家注疏，其中究以何人为善？何不赐教一二呢？”
阴若花听罢，暗暗吐舌道：“怎么这个黑女忽然弄出这样大题目！三礼各家，业已足够一谈，他又加上历朝礼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从何讲起。只怕今日要出丑了。”
阴若花正在思忖，只见唐闺臣答道：“妹子闻得《宋书》《傅隆传》云： ‘《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劝惩，《孝经》之尊亲，莫不由此而后立。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大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舜命伯夷典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纲纪万物，雕琢六情，莫不以此节之。’但《魏书》有云：‘三皇不同礼。’又云：‘时易则礼变。’故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商辛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救乱，宏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及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失乐微，上行下效，故败检失身之人，必先废其礼：如昭公讳孟子之姓，庄公结割臂之盟，是婚姻之礼废了，那淫僻之乱莫不从此而生；齐侯悦妇以慢客，曹伯观胁以亵宾，是宾客之礼废了，那傲慢之情莫不从此而至；文公逆祀于五庙，昭公不感于母丧，是丧祭之礼废了，那骨肉之恩莫不从此而薄；天子下堂，河阳召君，是朝聘之礼废了，那侵陵之渐莫不从此而起。孔子欲除时弊，故定礼正乐，以挽风化。及至战国，继周、孔之学，讲究礼法的惟孟子一人。嗣后秦始皇并吞六国，收其仪礼，尽归咸阳；惟采其尊君抑臣之仪，参以己意，以为时用，余礼尽废。汉高祖初平秦乱，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于足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