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砚舟是被清晨的阳光晃醒的。那道光从花坊的玻璃门斜射进来，穿过层层叠叠的花架，绕过垂吊的绿萝，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光带，最后精准地落在他的眼皮上。他皱了皱眉，睫毛颤了几下，没睁眼。光太亮了，亮得他眼前一片橙红，像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照亮了眼皮。他想翻个身，把脸埋进手臂里，但身体没动——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他的脖子僵了，后脑勺抵着硬邦邦的椅背，脊椎从颈椎到尾椎都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个关节都在发出无声的抗议。
他靠在花坊账台边的高脚凳上。高脚凳是铁的，坐垫是硬木板，他坐了一整夜，屁股早就失去了知觉。他的外套搭在椅背，是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一半，领口竖着，像一面挡风的墙。他穿着昨天那件浅蓝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 forear 上细密的汗毛和一条淡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划的红色印痕。他的手里还捏着一支签字笔，黑色的，笔帽没盖，笔尖悬在离桌面两厘米的地方，墨水已经在笔尖凝成了一颗小小的圆珠，将落未落。他的手指还维持着握笔的姿势，指节微微弯曲，虎口张开，像一个在等什么东西落下来的、张开的、但已经等得睡着了的手。
昨晚核对完最后一份材料时已经快十点。他坐在高脚凳上，把文件夹里的每一页纸都抽出来，重新排了顺序——按时间排，从最早的宅基地审批表到最新的驳回通知书，一张一张，像整理病历一样仔细。他把每一页的页码都标上了，用铅笔在右上角写数字，字很小，但很清楚。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眼皮已经沉得像灌了铅，但他还是撑着把那页看完了，确认没有漏印、没有错印、没有装订反了。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角，想再看一遍明天——不，今天——的日程安排。然后他靠在椅背上，想闭一会儿眼。结果就这么坐着睡了过去。笔从手里滑出来，在桌上滚了一圈，停在文件夹的边上。墨水从笔尖渗出来，在桌面上洇开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圆点，像一个句号。
窗外天光大亮。阳光从灰蓝色变成了金黄色，从柔和变成了刺眼，从斜射变成了几乎垂直。街面扫地的声音沙沙作响，是环卫工人的竹扫帚刷过柏油路面的声音，单调而规律，像一首催眠曲，又像一个在叫早的闹钟。远处有电瓶车驶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一点水声，哗啦一下，然后远去了。早餐铺子的卷帘门已经拉上去了，铁皮哗啦啦地响，老板在门口支起桌子，把一笼一笼的包子端出来，热气腾腾的，白雾在晨风中飘散。
他动了动手腕。手指从笔杆上松开，指节咔咔响了两声。他把手翻过来，看见掌心被纸张边缘压出一道浅痕，红色的，细细的，像一条被什么东西划过的痕迹。他用拇指揉了揉，没揉掉，也不疼，只是有点痒。他抬头看墙上的钟，七点四十二。钟是圆形的，白色的，黑色的数字，秒针一跳一跳的，每跳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嗒。他盯着那个秒针看了几秒，确认自己没有睡过头——登记中心九点开门，公证处八点半，银行九点。他还有时间。他把目光从钟上移开，落在桌角那份红章文件上——《产权异议驳回通知书》。红色的公章盖在文件的右下角，圆形的，中间有一颗五角星，周围一圈字，印泥的颜色是鲜红的，像一滴刚刚凝固的血，又像一朵在纸面上绽开的、不会凋谢的小红花。这是昨天下午从房管局带回来的，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还没来得及给晚秋看。她昨天下午出去了，去银行打流水，回来的时候他正好在接一个电话，她没问，他也没说。后来他又去了一趟养老院，拿到了一位老人的书面证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关了店门，里屋的灯亮着，他没敲门。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留了一张便签：“明天给你看。好消息。”便签贴在文件袋上，用一枚回形针别着。她早上应该已经看见了，因为便签不见了，回形针掉在地上，被她捡起来放在笔筒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