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尚书衔总督两广。然而，陛下从未明令规定，由谁总理中原剿匪事宜！这就导致了如今这般荒谬的局面：前方左良玉要剿，相邻的陈洪范可以为了私利主张抚，而远在数千里外的另一位兵部尚书熊文灿又能凭借其身份和影响力，插手干预！
“上面不和，下面安能和？上令不一，下面安能行？”范景文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剿与抚本身都是策略，但若没有统一的指挥，再好的策略也会在内耗中化为乌有，甚至成为祸乱的根源。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划过他的脑海：何不借此机会，彻底理顺这混乱的指挥体系？
若能促成设立一个总理剿匪的专职大臣，统一事权，无论最终是剿是抚，都能号令一致，行动统一，于国于民，都是大利！
而这个想法，又与他此刻对熊文灿、陈洪范的极度不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在他心中逐渐清晰、完善：
第一只鸟，自然是张献忠。必须剿灭！绝不能给其喘息之机。
第二只鸟，便是熊文灿。此人志大才疏，贪图富贵，为一己之私竟欲行此养寇自重、祸乱国家之事，已不堪担任兵部尚书之重任……至少不应再有权干预剿匪事宜，若能借此机会，使其招抚之议破产，并凸显其策略之误与私心之弊，或可使其失去圣心，至少使其势力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东南海疆。
而要实现这一石二鸟，最好的平台，便是促成“总理”之职的设立，并且，这个职位绝不能落在熊文灿之手！甚至，可以借此将熊文灿的影响力彻底排除出剿匪事务。
思路既定，范景文铺开专用的题本用纸，深吸一口气，开始起草这份至关重要的奏折，他下笔极其谨慎，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留下任何攻击同僚、揽权自重的把柄。
开篇，他并未直接指责熊文灿或陈洪范，而是从大局着眼，陈述客观困境：
“臣范景文谨奏，为江南、楚豫等地剿寇事权不一，恳乞圣断专委总理大臣以一事权事。”
他首先点明南方缺乏一个统一的剿匪总司令，导致“诸将无所适从，剿抚失据，战机屡误”，将现状的混乱归咎于制度缺陷，而非个人，显得十分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