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甜腻气味，账本上的数字，往来的客商，白日的喧嚣，夜晚的寂静——所有这些，构成了“沈墨”这个人存在的全部证据。
但在这些证据之下，是另一条暗流。悄无声息，却汹涌湍急。
“老张要多少？”林默涵问。
“五百。”陈明月说，“美金。一次付清。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做完这一单，他就带着家人离开台湾，去香港，或者南洋。”
五百美金。林默涵在心里计算着。贸易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大概有两千美金，但那是维持正常运转的钱，不能动。香港那边有一笔货款还没到，大概三百。他自己手头还有一些，是组织上次拨的活动经费，剩下一百多。加起来，勉强够。
“钱不是问题。”他说，“问题是，老张靠得住吗？”
陈明月没有立刻回答。她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水应该已经有些凉了，但她喝得很慢，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斟酌措辞。
“他母亲病得很重。”她最终说，声音很轻，“肺痨，需要一种进口药，很贵。他两个妹妹还在上学，父亲早逝。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这几个月，他从我们这里拿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医药费和学费上，自己过得很清苦。我去过他住的地方，在盐埕埔的眷村里，一间不到十坪的小屋，家徒四壁。”
林默涵听着，没有说话。
“他第一次递情报的时候，”陈明月继续说，目光落在茶杯里漂浮的茶叶上，“手抖得厉害，签字的时候，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后来每次接头，他都要反复确认，那些情报会不会‘害死人’。我告诉他，我们只要军事部署，不针对个人。他才稍微安心一点。”
“良心未泯。”林默涵说，语气听不出情绪。
“是良心未泯，也是弱点。”陈明月抬起眼，看着他，“这样的人，容易被感情左右，容易被恐惧击垮。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也有底线。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他更谨慎，更小心，也更痛苦。”
痛苦。
林默涵想起老张的脸。四十岁出头，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岁，鬓角已经白了，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每次接头，他都低着头，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话声音很小，语速很快，像是要把话赶紧说完，好尽快离开。他的手总是握着拳，指甲掐进掌心，留下深深的红痕。
一个被生活压垮的人，一个在良心的煎熬和生存的逼迫之间挣扎的人。
“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林默涵问。
陈明月想了想，摇头：“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接头，给的情报也都很准确。上次关于高雄港布防调整的消息，我们核实过，是真的。大陆那边根据这个情报，调整了侦察船的活动范围，避开了两次巡逻。”
林默涵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帘拉上了一半，他能看见楼下街道的一角。一个卖槟榔的小贩推着车走过，车上的喇叭放着咿咿呀呀的歌仔戏。几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少年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洒下一串笑声。更远处，高雄港的起重机在缓慢移动，像巨大的钢铁手臂，抓起集装箱，又放下。
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平常，如此安宁。
但在这些平常和安宁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台风计划。”林默涵低声重复这个名字，“魏正宏最近有什么动作？”
陈明月也站起身，走到他身边。两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但谁也没有真的在看。
“军情局第三处最近很活跃。”她说，声音压得更低，“魏正宏亲自坐镇高雄，上星期突击检查了港区所有仓库，抓了七个‘可疑分子’，都是码头工人。严刑拷打了三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最后以‘通匪’罪名枪毙了三个，剩下四个送去绿岛。”
绿岛。那个名字让林默涵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是在敲山震虎。”林默涵说，“做给所有人看，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