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身后，“你说，‘血债血偿，天经地义’。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江一苇挺直脊背：“属下至今仍如此认为。”
“那就好。”魏正宏的手按在他肩上，力道很重，“所以你应该明白，我对地下党的恨，不止是公仇，还有私怨。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查到底——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是。”
“去办两件事。第一，对沈墨实施‘饱和监控’，把他过去十个月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打过的每一通电话，全部梳理出来。我要知道他用什么牌子的牙膏、几点钟睡觉、做梦会不会说梦话。”
“是。”
“第二，”魏正宏走回窗边，望着楼下来来往往的军车，“安排人接近苏曼卿。不要用我们的人，去找个生面孔，最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年轻学生，伪装成追求者，或者想找份兼职的可怜人。”
“怀疑？不，是确定。”魏正宏转过身，晨光在他身后形成逆光的剪影，看不清表情，“三年前那场‘车祸’，死者身上有两处枪伤，但警察局的报告写的是‘车辆失控撞上电线杆’。当年经办此案的警察，三个月后辞职回了苗栗老家，去年春天死于一场‘意外’火灾。”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巧合，一苇。只有精心设计的谋杀，和更加精心设计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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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台北大稻埕，德昌颜料行二楼
林默涵摘下金丝眼镜，揉了揉鼻梁。镜片是平光的，纯粹是伪装的一部分——就像“沈墨”这个身份的所有细节一样，每一处都必须经得起最严苛的审视。
窗户用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台灯照亮书桌。桌面上摊着三样东西：一本《唐诗三百首》、一张六岁女孩的铅笔画像、一台火柴盒大小的微型发报机。
他翻开诗集第三百页，手指抚过《春望》的最后两句：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簪”字旁，有一个用针尖刺出的微小凹点。这是他与苏曼卿约定的紧急信号——“簪”代表她的戒指疤痕，出现这个标记，意味着她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或即将暴露。
林默涵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三天前在“明星咖啡馆”的画面：苏曼卿递来咖啡时，左手无名指的疤痕上，贴着一小块肤色胶布。她笑着说“切水果时不小心”，但眼睛看着他的方向，轻轻眨了三下。
——有危险，停止联络。
他当时只是点头微笑，喝完那杯冰水，留下装有假账本的牛皮纸信封。走出咖啡馆时，他能感觉到至少两道视线黏在背上，一道来自街对面修鞋摊，一道来自二楼窗户。
军情局的人。而且不是普通盯梢，是专业的情报人员。
林默涵睁开眼，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整齐排列着十二支钢笔，其中五支的笔帽有细微划痕——代表已经牺牲的五位同志。他拿起第六支，这是老赵的遗物，笔杆上还残留着血迹。
他用这支笔在便签纸上写下：
“台风计划第三阶段：七月廿八日至八月三日，左营至澎湖海域，代号‘雷霆’演习。参与舰艇：太康、太平、太昭、太仓等十二艘，拟试验美制新型声呐与深水炸弹投掷系统。关键数据详见微缩胶卷a-7。”
这些情报来自“影子”——江一苇。作为魏正宏的机要秘书，他能接触到军情局最核心的军事简报。但传递过程犹如走钢丝：江一苇不能直接复制文件，只能凭记忆在魏正宏阅读时默背关键信息，下班后找机会记录，再通过死信箱传递。
而那个死信箱，就在军情局大院内部——魏正宏办公室窗外那盆罗汉松的花盆底部。
这是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魏正宏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每天凝视的盆景里，藏着他最想揪出的内鬼传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