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助理的工作，本质上跟茶餐厅学徒没什么区别。
许观文不会因为你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对你特殊照顾，也不会因为你写了个好剧本就觉得你应该直接坐上导演椅。
在他的观念里，想学拍电影，就得从最底层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上爬。
上午泡茶、买午饭、帮许观文校对剧本里的错别字、计算笑点密度；
下午在片场打板，就是站在镜头前，把场次和条数报一遍，然后“啪”地合上板。
这是剧组里最基础的活，也是最重要的活之一，因为如果没有打板，后期剪辑的时候就分不清哪条是哪条。
她一开始总是紧张，喊“第三场第一条”的时候声音有点抖，板也合得不够脆。
洪金保棚里的武行路过时会笑她两句，她也不恼，第二天继续来，慢慢地手不抖了，声音也稳了。
晚上则是坐在剪辑房里看许观文一帧一帧地挑镜头
一天下来，她做得最多的事是站着等、跑腿、挨骂。
因为许观文脾气不算差，但要求极高，丝毫没有看在方美玲是女生份上较低标准。
这些工作，在外人看来大概极其枯燥。
打板、记条数、泡茶、买饭、坐在剪接房里看同一个镜头来回放二十遍。
但方美玲却觉得每一天都象在吸水。
她来自宝安乡下的公社，那里连电都不稳定，电影对她来说曾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而现在，她站在那个世界的内部，看着它如何运转，如何呼吸，如何把一堆零散的零件组装成一个能让人笑、让人哭、让人记住的东西。
她之所以如此痴迷，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技术对她来说是全新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
更深处的原因，她自己很少提起，但从来没有忘记——她被卖掉的那一天，没有人听她说话。
她喊过，哭过，求过，但没有人把她的声音当一回事。
在那个地方，一个女孩的声音是没有分量的。
而现在，她发现电影是一种可以让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的东西。
它可以穿越山海，穿越时间，进入千家万户的客厅，进入千千万万人的耳朵和心里。
她想拍一部电影，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告诉老家那些跟她一样的女孩——婚姻不应该是被买卖的，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是可以站出来说话的。
她每天下班回到张徽绛家，洗完澡，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藏青色封皮的笔记本，把今天学到的东西记下来。
她知道自己底子薄，比别人慢了十几年，所以她只能靠笨办法：
多看、多记、多想。
有一天晚上，她记完笔记，合上本子，忽然对徐云舟说了一句：
“修锅的，我想拍一部电影，给我老家的人看。”
徐云舟问：
“拍什么？”
“拍一个女孩子，被人卖了，但她没有认命。我想告诉老家的人，婚姻不是买卖，女孩子不是货物。遇到不公平的事，要站出来说话。”
徐云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会拍出来的。”
他想起美云影业在八十年代末出品的那部《红高粱》，讲的就是不认命的女性，讲的就是乡下女性也可以活得那么野。
入职第二个礼拜，徐云舟忽然开口：
“打电话给梁经纪，白银多单平仓，然后反手做空。”
这一天，白银价格冲破五十美元一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