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钟提督站完最后一班岗的同一时间，王恭厂外围的人群也渐渐散去。
在络绎离开的人流中，有五个身影并肩而行，显得格外醒目。
他们都头戴儒巾，身穿襕衫，脚蹬皂靴，乍看与寻常士子无异。
但若细观，便能察觉端倪——其中三人是二十来岁的汉家青年，眉宇间带着江南文士特有的清秀与思虑；而另外两人，虽也作儒生打扮，却鼻梁高挺，眼窝微深，肤色较常人白淅，分明是泰西人相貌。
这五人一路无话，神情凝重，步履匆匆地朝宣武门方向而去，走了约两里地，便拐进略显僻静的西堂子胡同。
顾名思义，这条胡同因“堂子”聚集而得名。所谓“堂子”，便是那些挂着各色灯笼、隐约传出丝竹与笑语的所在。
此处的姑娘大多来自苏州、松江一带，吴语软侬，身段风流，是不少京城文士墨客寻欢作乐的去处。
五个中西“士人”对此间的莺声燕语恍若未闻，径直走到胡同深处一间不起眼的民宅前，推门而入。
宅子从外看与左邻右舍并无二致，青砖灰瓦，门户寻常。唯有抬头细看，才会发现屋顶之上，立着一个毫不起眼的铁制十字架，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微光。
这里，便是如今在京天主教徒心中至关重要的所在——宣武门天主堂，又称南堂。
既然《新约》记载，耶稣曾接纳抹大拉的玛丽亚，天主的殿堂开在这红尘巷陌之侧，倒也暗合了慈悲与包容之意。
堂内陈设简朴，与外观的低调一脉相承。没有高耸的穹顶，没有绚丽的彩窗，只有数排粗糙的长凳，正面墙上悬着一个简单的木质十字架。香炉里飘出淡淡的乳香，勉强驱散着老屋的潮气。
五人鱼贯而入，先是在圣象前默默划了十字，低声祈祷片刻，方才在堂前长凳上落座。
那位年长的泰西士人摘下儒巾，露出一头微卷的棕发，眼角的皱纹刻满风霜与学识。他便是耶稣会教士金尼阁（nis trigault）神父。
他理论上的国籍是，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王国所属的、尼德兰地区的、弗兰德斯伯国（unty of fnders），而在文化归属上，他们一整个家族都自居法兰西人。
金神父在华多年，不仅汉语流利，更深谙中国礼仪，身着儒服，行止有度，是沟通中西的关键人物。
他还怀揣着宏大的“西书七千部”翻译计划，渴望将泰西的学问之火播撒在这东方古国——可惜他两年之后将去见上帝，这个宏大计划也将无疾而终。
然而这位信仰坚定，学术精湛的耶稣会成员现在却两眼发直，紧握胸前的十字架，口中喃喃自语，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坐在他身侧稍显年轻的，则是来自同属哈布斯堡王朝的科隆选帝侯国的汤若望（johann ada schall von bell）修士。
汤修士堪称“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历经明清两朝，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四帝，在中国呆了近半个世纪，最后死在北京。
他虽比金尼阁资历稍浅，却已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与适应力，日后将为崇祯帝督造火炮，也将担任顺治朝的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洋人监正。
此刻，他正拿起羽毛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神情专注到带着一丝狂热。
而那三位汉家青年，皆是京城天主教圈内年轻一辈的翘楚，且都与“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关系匪浅。
坐在最左首的是李长科，字仲朴，乃杭州名士、前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的次子。他未走科举正途，却承袭家学，于天文、算术、泰西格物之学浸淫颇深。时人虽讥其“不务举业，专精旁门”，他却甘之如饴，坚信父亲所说的，“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