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47年六月初八，瓦尔德堡。
天刚蒙蒙亮，坡上的麦茬地还挂着露水。杨安远从屋里出来时，裤脚已经挽到了膝盖，赤着脚，踩在田埂上的感觉凉而韧。他今年二十整，身量比父亲杨保禄矮半头，但肩宽相似，只是骨架还没完全长硬，走路时带着一点年轻人特有的硬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麻短褐，腰间系着一根牛皮绳，绳上挂着一把小铁尺和半块黑面包——这是他下地时的标准装束。
玛格丽特在灶房门口喊他，声音不高，但穿透力足够让他站住。她端着一只陶碗走过来，碗里盛着昨夜剩下的凉粥，上面撒了一把炒过的黄豆。
“先垫垫。中午回来吃热的。”
杨安远接过碗，三口喝完，把碗递回去。他的手指修长，指腹和掌根处有一层薄茧，那是常年握农具和笔杆磨出来的——握农具的茧在指根，握笔的茧在指侧，两种茧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手感。
“今天去坡上量豆秧。你让老约翰把账册找出来，我晚上要核对去年和今年的轮作地块。”
玛格丽特点点头，转身回了屋。她的背影比三年前丰润了一些，发辫盘在脑后，用一根铜簪子别着。那件深绿色的羊毛长裙是前年诺力别托人送来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她洗得很干净，领口永远系得整整齐齐。
杨安远沿着田埂往坡上走。瓦尔德堡的田分成三块：坡顶是去年种过大豆的地，今年改回了春小麦，现在麦已收割，只剩下半尺高的麦茬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坡腰是今年的大豆田，一垄一垄的豆秧排得笔直，每株约莫两掌高，叶子肥厚，在晨风里轻轻颤动；坡底靠近溪流的地方是一小片休耕地，长着杂草，准备入秋后沤绿肥。
他先去了坡腰的大豆田。田边插着几块木牌，每块牌上写着数字和年份——“46年·大豆·乙块”甲块”。这是他从祖父杨亮的笔记里学来的办法，把田地按肥瘦和朝向分成甲乙丙丁四块，每年轮作，每年记录。
他蹲在甲块田边，从牛皮绳上解下小铁尺，量了一株豆秧的高度：七寸。又数了数分枝：三枝。叶片颜色是深绿，叶背有细小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他用指甲掐开一片叶子，闻了闻切口的气味——青草味浓，没有虫蛀的苦味，说明今年的豆象防治做得不错。格哈德按他的吩咐，在播种前用草木灰拌了种，又在出苗后撒了一圈石灰粉，挡住了大部分地蚕。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羊皮纸，上面是他亲手画的《瓦尔德堡农事纪要》草稿。甲块”那一页，他用在田边水沟里蘸了蘸的炭笔，在“株高”一栏填上“七寸”，在“分枝”一栏填上“三”，在“虫情”一栏画了一个小小的圈——表示无虫害。最后又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一句：“六月初八晨，露水重，叶背有银毫，长势优于去年同块。”
他站起身，沿着田埂往坡顶走。坡顶的麦茬地边上，那棵老橡树还在。树是前年他让人修围栏围起来的，围栏是粗木桩加柳条编成的，现在已经长满了藤蔓。老橡树的树干有一人合抱粗，树皮皴裂得像老农的手背，树冠撑开一片浓荫，树下摆着一条长石凳，是去年从溪沟里抬上来的。
老汉斯蹲在石凳旁边，正在修一把镰刀。老汉斯今年六十出头，背驼得厉害，但手还稳。他是瓦尔德堡最早的七户佃农之一，也是种大豆最上心的一户。前年他主动把半亩坡地拿出来试种大豆，去年收成后，他家里多存了三斗粮。
“少爷。”老汉斯见他过来，放下镰刀，用围裙擦了擦手。他管杨安远叫“少爷”，虽然杨安远不止一次让他叫名字，但他改不过来。
“麦茬留得够高。”杨安远用铁尺量了一截麦茬，高度约三寸，“明年压青肥的时候，这些麦根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