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小乔治从科隆回来了。
他带回了两封信。一封是科隆商人卢德格尔的，措辞客气但意思很清楚：佛兰德斯的博杜安愿意大量收购盛京细布，价格比科隆高一截，量越大越好。另一封是博杜安本人的，用拉丁文写在厚实的羊皮纸上，字迹粗大，墨迹浓重，行文简短直接，没有卢德格尔那么多客套。他说他在布鲁日的货栈能存上千匹布，他在英格兰有稳定的羊毛供应，在法兰西北部有固定的客户。他需要盛京这种又细又白的棉布，来搭配他手里那些厚重的呢绒一起卖。他问盛京一年能供多少。
杨保禄把两封信看完，放在桌上。水力工坊的嗡嗡声从窗外传进来，混着码头边船工卸货的吆喝声。他坐在那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敲了几下，停住了。
科隆的市场已经稳住了。卢德格尔去年秋天在码头边跟小乔治握手之后，盛京的细布在科隆的销量翻了一倍，价钱也稳。米兰的市场也稳住了。吉拉尔迪上个月还来信催货，说蓝玻璃杯在伦巴第的贵族圈子里已经成了送礼的硬通货，谁家宴席上不摆几只盛京的蓝玻璃杯，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体面人。现在佛兰德斯也伸出了手。
但盛京的纺车是有限的。南岸十二台机器，一百九十二个锭子，从春汛到现在一天没停过。卢卡把生产数据记得清清楚楚，每天早晨把前一天的产量抄在一张纸条上送到杨保禄桌上。杨保禄不用翻账本，脑子里记着：一台十六锭纺车一天出的纱能织多少匹布，十二台机器一个月能出多少匹，去掉科隆的订单还剩多少，去掉米兰的订单还剩多少。剩下的那点零头，连巴塞尔本地集市都喂不饱。
北岸的新车间正在砌墙基，石匠们叮叮当当地敲了半个月，地基才刚冒出地面。就算北岸装满了，加上南岸一共二十四台机器，三百八十四个锭子。听起来不少，但货船沿着莱茵河往下游走一趟，科隆、巴塞尔、米兰三个地方的商人一分，就没了。现在佛兰德斯也要。货不够分。
“博杜安这条路，可以走。但产量跟不上，签了约交不出货，比不签更砸招牌。”杨保禄说。
杨定军坐在窗边的矮凳上，手里翻着卢卡记的生产数据。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是卢卡用炭笔画的一张简表，十二条曲线，代表十二台机器从正月到现在的月产量。曲线都在往上走，但坡度越来越缓。不是机器的问题。铁齿轮传动损耗小，转速稳，断纱率比木头齿轮时低了不止一档。是人的问题。喂棉条的女工三班倒，眼睛盯着锭子，手不停地接断纱。轧棉车间的工匠两班倒，轧棉机的踏板踩得腿肿，停下来的时候走路都打晃。梳棉车间的老工匠腰弯了大半辈子，现在直起来的时候要用拳头捶着后腰才能慢慢站直。
“不是机器不够。是地方不够。”杨定军把本子合上。
南岸的十二台纺车已经塞满了整间工坊。屋顶下机器的间距只有三尺，喂棉条的工人侧着身子才能从两台机器之间挤过去。棉条筒堆在墙根下，码到天花板，新来的棉条没地方放，只能堆在门外，下雨天要用油布盖着。轧棉车间在隔壁，跟纺纱车间只隔一道木墙，机器的震动通过地面传过来，两台机器之间的节奏互相干扰，断纱率比单机运转时高了不到半成，但积少成多，也是一笔账。
北岸的新车间砌了墙基，石匠们拉了好几天水平线，地基打得方方正正。但那个位置在最初的规划里就是预留的最后一块临河空地。河岸就那么多，阿勒河在盛京这一段能架水轮的地方，杨定军全测算过了。南岸从水力工坊往下游，能用的河岸还有五十步。北岸从新车间往上下游各延伸，能用的河岸还有三十步。这点地方，就算把水轮挨着水轮排满，也装不下再多的机器了。
杨保禄站起来，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幅羊皮地图前面。地图